2、愈演愈烈的斗争哲学。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本来把矛盾置于“事物运动的根本原因”这一特殊的、主要的地位，而毛泽东则作出极端的、简单化的概括，他声称：“无产阶级的哲学，是斗争的哲学”。而其斗争哲学的核心是关于阶级斗争的学说。毛泽东说：“要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去看待一切、分析一切。”自1963年开始，中国的政治生活中出现了一种阶级斗争“情结”，即把任何情况都当成是阶级斗争的表现，处理任何事情都将其视为阶级斗争。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在“文革”前的一系列斗争中，毛泽东建构了一种以阶级斗争为出发点分析形势的思维模式，这是一个凭高度想象力虚构一幅阶级斗争图画的模式。⑨毛泽东发动的“阶级斗争”一次次升级，直到文化大革命。他对阶级斗争的论述，带有一种随心所欲的非理性化的概括性，诸如“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在睡在我们的身旁”，“文化大革命”这样的运动“过七八年”就得“再来一次”。⑩

    最值得注意的是，自从他反右派犯了严重扩大化错误之后，毛泽东一直没有觉察，甚至还把党内上层在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的不同意见看成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认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其实，他始终没有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更没有弄清楚什么是修正主义。灾难性的后果就是文化大革命。

3、 对国内外政治形势的错误判断。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是要解决国内的政治问题，但是“鉴于苏联变修”、从“反修防修”出发的。他是把“文革”当作“反修防修”的一场重大的实验和演习来进行的。他的这一思想和理论来源于他对50年代后期以来国际形势的主观错误判断。具体来说，毛泽东对苏共二十大反对个人崇拜和“波匈事件”的严重误解，是他进行反修斗争的重要契机；毛泽东以自己的“左”倾的理论观点和实践经验去评判别国党的内部事务，把社会主义改革看成是推行“修正主义”和复辟资本主义，这是他下决心在中国推行“反修防修”，发动“文革”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中苏论战的发生和对国外修正主义的批判严重影响了毛对国内外形势的判断，严重影响了全国的政治生活。11

4、 对个人崇拜的默认和接受。在这里我们要分清个人崇拜和维护领袖权威两个根本不同的概念。我党历史上包括毛泽东同志一直反对搞个人崇拜。在1958年三月，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同志说过要区分“两个个人崇拜”、“两个反个人崇拜”的话，他说有的人反对个人崇拜，是反对崇拜别人，而要别人崇拜他自己。但是，随着国内政治形势的动荡和一些别有用心的野心家的鼓吹和制造现代迷信，毛泽东开始默认和接受这种迷信，最终在全国人民心中形成了对毛泽东个人的非理性的、近乎狂热的崇拜。12                                              有的学者认为，当时的社会就需要个人崇拜。把“文革”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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