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有学者认为，当时封闭式的社会体制及其运行机制、中国传统文化的心理定势、“左”倾理论政策的影响、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引导、反革命集团的蓄意煽动、社会传媒等复制环境的刺激作用，决定了群众狂热的崇拜心理、病态的恐惧心理、固执的自大心理、消极的保守心理、幼稚的盲从心理、扭曲的逆反心理。这些变态心理引爆了“文革”。27

国外研究动态

    自从“文革”爆发以来，国外学者也一直在密切关注着这一世界史上都罕见的社会动乱，由于他们处于旁观者的位置，所以在他们的研究著作中，也不乏振聋发聩的真知灼见。本文将对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单独作一综述。

由于“文革”之火是毛泽东亲自点燃的，因此，国外学者基本上集中探讨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革”。研究角度大致可归纳为三种不同的类型。一是认为毛泽东发动“文革”是坚持他的社会理想，二是把“文革”归因于权力斗争，三是以上两种观点的综合，认为“文革”起源于毛泽东和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党内多数领导的政策分歧，由此导致权力斗争。

说来十分有趣，一大批西方学者接受了发动“文革”是为了“防修反修”说法。陈认为“文革”主要的目的之一是“反修”，由于修正主义的根子隐藏在人们心中，因此“文革”的主要任务是塑造新人，它包括三个层次；第一，改造群众思想，使之为革命而牺牲物质利益；第二，培养青年的共产主义道德；第三，改造知识分子。哈定则认为反修的任务主要针对官僚主义，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意图是扩大群众的政治参与，特别是希望青年关心革命，关心国家大事。依斯美（ Jean Esmein）认为“文革”是一场真正的革命，在“文革”中，毛泽东和他的亲密助手发动人民群众，重新掌握国家权力，从而使党得到新生。富勒尔（Victor C.Funnel）认为，“文革”产生的原因是毛泽东极为敌视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明显的社会分化，在这种意义上，“文革”完全与文化无关，而与社会和经济有关。毛泽东担心，如果听任人们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的差别越来越大。最后党就会和群众失去联系。胡费尔（Richard M.Rfeffer）认为，“文革”是一场真正的革命，因为它是以前的革命的继续，“可以把‘文革’理解为一场更大、更雄心勃勃的运动，在追求现代化的同时保持某些革命目标”，当中国社会出现等级化、特权化时，毛泽东希望恢复革命的活力，重申他关于美好社会的理想。就像卢梭（Jean Jacques Rousseau）曾主张的那样，他要改造人性，防止因为技术和经济的进步而导致的道德退步和社会腐化。

另一批人则从权力斗争的角度看待“文革”的起源。勒斯（Simon Leys）在其著作《主席的新衣：毛和“文革”》（The chairman’s New Clothes: Mao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一书中断言：“文化大革命”，除了名称，毫无革命可言，除了当初计谋上的借口，毫无文化可言，这是高层一小撮人之间在虚构的群众运动的烟幕之后的权力斗争。毛大权旁落，正是为了重新获得权力，他发动了“文革”。

格尔曼说，毛泽东发现党内从上到下都对他不忠实，因此决定清洗。不仅如此，他还要通过运动在党内制造一种严峻气氛，使党内不可能存在反对派。大家都对他顶礼膜拜，使得即使在他死后，党也要可靠地实施他的革命蓝图。伯雷汉声称：“毛发动‘文革’的根本目的是发现并消灭党和政府中的敌人，代之以忠诚和有献身精神的支持者。”他还认为，“毛对从上而下地对党作清洗的结果不满意，他锻造了新的武器——红卫兵，以进行自下而上的清洗”。

关于“文革”的起因，持第三种解释的人最多，他们认为意识形态和政策分歧与权力斗争是交织在一起的。两位杜特（Garg Dult & V. P .Dult）在《中国的“文革”》（China’s Cultural Revolution）一书中认为，“文革”中发生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在其它国家也是如此。当国家面临紧迫问题时，领导人对于采取什么办法肯定会有分歧，而政策分歧往往发展得尖锐而不可调和，因为这常常和个人尊严和权力密切相关。如果领导人意志坚强、固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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