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清末革命与改良的两次大论战

　　第一、清末大论战的历史由来

　　已经去世的邓小平先生曾大言“改革是前人没有作过的事情”。但是，仅在中国，着名的西太后就曾作为“总设计师”，而推行了前後两度、长达五十年的“改革开放”，其手段和成就，至少仍令邓小平和他的继承者们无出其右。这一场在近代中国所推行的改革开放，虽然带来了近代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事业在中国的出现，但因这一场改革开放乃是旨在维护大清朝的专制统治，维护已经走上末路的君主专制制度，所以，伴随着他的改革开放的，就不仅是中国自由经济形态的出现，火车、轮船、电报和电话的出世，以及经济特区上海和各个通商囗岸高楼大厦的应运而生，而且更加伴随着腐败的歧生和歧长，直至它一朝覆亡。

　　正是在这样一个既有改革开放的成就、更有腐败歧生歧长的改革时代，为了中国的前途和为了大清朝的命运，才产生了改良的思想和革命的愿望。前者，既要为中国的前途着想，又要为大清朝的命运操心。後者，则只愿为中国的前途奋斗，却不欲为清王朝的命运担忧。由是，主张改良者，乃经历了两个不同的阶段。一是在前三十年经济改革并没有改变王朝命运的时候，开始要求清政府进行专制政治行为的改良，这就是戊戌变法的发生。二是在戊戌之後，由保皇改良而逐步地走向了要求清政府进行专制政治制度的改良，这就是清政府的“预备立宪”的来由。前者因慈禧太后“坚持四个不能改”，即“三纲无常不能改，大清朝的统治不能改，祖宗之法不能改和慈禧太后垂听政的最高皇权不能改”，而将戊戌变法腰斩在清王朝的龙陛之下。後者因清政府只囗头答应预备立宪，实际却是为自己苟延残喘和扑灭革命而尽谋划之功，从而使改良派“希望全决”。

　　然而，改良派却在一心要进行改良、以求两全的奋斗中，历经了两面作战的痛苦。一面自然是不　纳他们君主立宪要求的清王清，一面却是倡言革命、追求民主立宪的民主革命派。同样的是，只因革命派也要面对两面作战的困境，即既要对大肆捕杀革命党的清政府作勇敢的斗争，又要与时时都在攻击和反对他们革命的改良派进行抗争。特别是在一九零零年之後，当大清朝的统治更加风雨如晦之时，是倡行改良，还是号召革命，就成了政治改良派和民主革命派们的巨大冲突。改良和革命的大论战，也就箭在铉上，再难避免。

　　第二、两次大论战

　　一、第一次大论战。一九零二年，因康有为发表《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改良不可行革命书》，而挑起了“保皇改良派和民主革命派”的第一场大论战。在这一场大论战中，因康有为将大清朝吹捧成“唐虞至明之所无、大地各国所未有”，更颂光绪皇帝为“至仁至德”，诬蔑中国人民“愚昧无知，只可行改良，不可行革命”，因而不可倡导民主共和，否则只能造成“天下大乱和亡国灭种”的後果，更邪言“彼之保皇才是真正的革命，否则无非是杀人放火而已”，对此，孙中山首先指出：“革命、保皇二事，决分两途。如黑白之不能混淆，如东西之不能易位。事理相反，背道而驰，互相冲突，互相水火”。由是，章太炎不仅写出了《客帝匡谬》一文，以自责曾经追随改良的思想和行为，而且写出了着名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针对康有为指责中国人民“公理未明，旧俗具在”，因为“只可行改良不可行革命”的荒谬主张，乃有力地指出，“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具在，即以革命去之”。更歌颂革命为“启迪民智、除旧布新的良药”。同时指责康有为已经堕落成为一个“利禄熏心、甘当奴隶、为一时之富贵甘冒万亿不韪而不辞的封建　侩”。年轻的民主革命家吴樾不仅畅言“反枝叶改革、倡非常改革”，更以谋炸出洋考府察五大臣来表明他与改良思想彻底决裂的精神，不惜牺牲了自己年轻的生命。另一个年轻的革命家邹容则着有《革命军》遗书，竭力赞扬“天赋人权，自由平等”的共和主义思想，主张“扫除千年种种之专制政体的积弊”。又一个年轻的革命家陈天华则以“壮夫跃海”的英雄行为，用年轻的生命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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