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一场对保皇改良派的反击战中，民主革命派除掉揭穿了前政治改良派。“彼之爱国，无非是爱专制政体”的本质，尤其批判了“君权不可侵犯”的君主专制法统，和旨在维护这一法统的封建礼教道统，指出“礼之耗人血、消人气不至死亡不止”的残酷专制本质。不仅有力地轰击了宋明以来意在维护君主专制统治的“理学基础”；而且为中国同盟会成立後革命与改良的那一场更加广泛和深入的大论战，铺垫了共和主义的思想基石；更为辛亥以後中国知识界发动那一场反复辟的思想文化革命，及其对孔孟思想文化体系中专制思想文化成份的批判和清算，埋下了历史的伏笔。

　　二、第二次大轮战。一九零五年底，面对着清政府诱改良以灭革命的阴险手段，和政冶改良派要君主立宪不要民主立宪的顽固立场，民主革命派早在《民报》创刊伊始，即指名道姓地指责康有为、梁启超是为满清政府制造“欲使吾民族诚心归化之立宪改良论”的祸水。

　　一九零六年初，梁启超在《新民业报》上先後发表“开明专制论”和“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两篇长文，并将两文合刊出版，题名为《中国存亡之大问题》，对革命派展开全面反驳。一场大论战势在必发。梁启超主张改良和反对革命的重要论点，一是“中国人未有共和国民之资格”；二是“只能经过开明专制以移於立宪”；三是为“不至助长冲突”，只能“相率以要求立宪”，并“必须为彼所能行”，才是“唯一正当之手段”，“若为彼所不能行，则是宣战而非要求”；四是革命“只能导致流血、内乱”等。

　　一九零六年四月二十八日，《民报》印行《第三号号外》，刊出“《民报》与《新民业报》辩驳之纲领”，首先列出两报辩论的主要条目，然後针对其第一种重要论点，批驳曰：“自由、平等、博爱三者，人类之通行也……夫我国民既有此自由、平等、博爱之精神，而民权立宪则本乎此精神之制度也。故此制度精神必适合吾国民，而绝无虞其格格不入也”。是故，“我国民必有民权立宪之能力”。同时，为国民能够达到民权立宪之能力，《民报》并提出应以“革命和教育来促成中国人民做共和国民的资格”。就革命言之，则“若在实行时代，去专制之苦，尝自由之乐，夷阶级之制，立平等之域。国民义，民族主义，昔存於理想，今现於实际。心理之感孚，速於置邮而传命也”。就教育而言，则“教育无论於革命前，革命後或革命时，均极为重要……更对浚发国民自由、平等、博爱的天性有大助力”。

　　针对其第二种重要论点，《民报》首先指出：“即以君主立宪而论，亦由国民革命之结果。未有国民不革命，而政府自能立宪者也。政府怵於国民之革命而让步焉。君权民权，相与调剂，乃为君主立宪。若该报专望政府开明专制，而国民舍劝告以外无他事，则其结果只能成野蛮专制政体，若望君主立宪，真羝羊生乳之类耳。”由是，《民报》乃批驳徒望清政府由实行“开明专制而至君主立宪”之论点说，清政府“所处之地位，只能与国民为敌，不能与国民为助明矣。故吾不以改革之能事望诸政府，而未望之於国民。国民既能改革矣，则民权立宪当然之结果也”。

　　正因为如此，针对改良派“只能要求清政府立宪”的论点，《民报》则乾脆批驳说：“彼政府之所以能专擅者，以其权力足以束缚人民也。人民苟不能脱其束缚，则其发言悬於政府之听否，无丝毫自主之权也。不汲汲养成民力，而惟望其要求，各国政治革命之成例恐无此儿戏也”。更何况，“今日之政府，岂惟已绝无可望，直国民之仇雠而已”。

　　至於改良派所称的“革命只能导致流血、内乱”之说，《民报》首则慷慨言之曰：“为国而死，不爱其生，此国民之天职也。胡乃以杀人流血相怵？”继则直言批驳曰：“革命不免於杀人流血固矣，然不革命、杀人流血之祸可以免乎？”

　　此後，各家民主革命派刊物，乃於中国本土和新加坡、檀香山、旧金山、香港等地叁加了这一场大论战。他们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为纲领，遵循孙中山先生“必须进行政治革命”的民主革命思想，围绕着“要不要推翻清王朝的统治和要不要建立一个主张民权的民主共和国”等大是大非问题，对立宪改良派“只要改良，不要革命”，“只想哀求清王朝立宪、不想推倒清王朝君主专制政体”的错误思潮，特别是针对清王朝“虚以敷衍改良、实为扑灭革命、立宪为假，专制为真”的维护专制手段，予以了广泛而又深刻的批驳。

　　胡汉民在为《民报》攥文时便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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