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一九一一年三月二十九日的广州黄花岗起义，“是役也，集各省之革命党精英，与彼虏为最後之一博，事虽不成，而黄花岗七十二烈士轰轰烈烈之慨已震劝全球，而国内革命之时势实已造成夷！”［孙中山语］黄花岗七十二烈士魂牵革命不足半岁之日，乃有武昌事发，即伟大辛亥革命的爆发，遂使清王朝一扑而难起，崩夸瓦解於不数月之间。应该说，清王朝的迅疾崩亡，既功在革命，亦功在改良，更“功”在清王朝自身一意拒绝政治改良的反动行径上。因为无革命，清王朝便能苛延而残喘；无改良，则不知清王朝坚拒改良以从善；而若无清王朝一再拒绝改良和一再扑灭革命，革命和改良又何能汇而合之，以一朝推翻之与瓦解之？甚至更能使得中国数千年的君主专制政体，即帝制，亦终於随着大清朝的灭亡而永劫不复了。

　　二、历史的两个重大启示

　　第一、近现代专制改良无不以“预防革命为始、诱发革命为终”

　　一、近现代专制改良无不以预防革命为始。在近代世界从专制向民主过渡的历史过程中，由於民主革命在欧洲的日渐胜利，既推动了民主政治与自由经济的蓬勃发展，又诱发和催动了不同性质革命的普遍兴起。不仅引起了专制统治者的反对和反扑，而且导致了他们要有改良的手段以自救。但是，这个改良，一是因为它已经处於整个专制制度和专制统治的历史消亡期，而非发展期，所以，它才不是对专制制度的改良与发展。二是因为它意在维护将倾的专制统治大厦，所以，它才不可能改变专制制度本身，更不可能改到民主政治和民主制度的轨道之上。三是它无非是要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停止专制暴政，改行专制仁政。即在特定时期内，专制残暴的程度有可能减弱，范围有可能缩小，但专制统治和专制的本质却无真正的改变。所以，它就不可能顺应人民要以民主政治和民主制度来取代专制政治和专制制度的历史要求。因此，这个改革从目的到手段，充其量也只能是在它的衰亡期，为预防革命变革所实行的“自保或自救”。路易十四时代的法国，一方面是专制主义的声威远震欧洲，一方面又只能将国家和人民的创伤，掩盖在路易十四的皇冠之下和专制政体的凯歌声中。路易十四虽然要在冠盖如云的专制沉船上笙鼓喧天，然而，面对着即将到来的革命，他亦只能悲哀地狂言道：“我死後，哪怕它洪水滔天”。其後，路易十六虽然为挽救专制沉船而试图用专制改良的办法，来延续专制法国的寿命，“然而，正如一个拒绝改革的君主必然要遭到毁灭那样，他由於尝试改革而同样招致了毁灭的下场。他的朝代一直到三级会议期间，都是一个在长期改革而迄无结果的时代”。也许，路易十六直至走上断头台，都不会明白，他的专制法国，为何会与他同归於尽；更不明白他於在位的十数年间，曾遍选良臣，力行改革，为何仍落得如此的下场。历经了亚历山大一世改革和亚历山大二世改革的俄国末代君臣们，因深谙先帝先臣们的改革与布加乔夫革命、以及欧洲民主革命的关系，所以，他们才能说出“改革就是为了预防革命。革命如不发生，改革照常进行；革命如若发生，改革必须终止”这样的话。由是，他们才会在一九零五年流血的星期日之後，取一边厉行政治镇压、一边进行经济改革的两手，来维护他们即将崩溃的专制统治。如前所述，大清朝的改革固然是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也是清政府要图强御侮和长治久安的历史产物，然而，在清王朝先後两度、长达五十年有声、有色、有血、有泪的改革中，曾使它只要“中宵念起”、便“梦魂屡惊”的太平天国造反，不但是它决行经济改革的重大政治动因，而且正是孙中山的革命，才又使它　行了要借改良以扑灭革命的阴谋政治手段。

　　然而，不论是温和的路易十六，还是凶狠的尼古拉二世，抑或是两手兼能的慈禧太后和她的继承人们，也不论他们是真心或假意於改革，甚或是镇压革命与实行改革并举，盖因他们都对改革是为自救这一目的了然於胸，因而，他们才决然不会同意革掉他们的王位、王权、王朝，特别是为这一切所依赖的专制制度本身。因而，为维护王位、王权、王朝和专制制度的改良，其目的，也就只能是为了“预防革命而已”。

　　二、近现代专制改良无不以诱发革命为终。显然，改行仁政与继行暴政是同样的困难。这是因为：其一、要施行仁政，就必须让步於民和让利於民，如是，就必须要遭到统治集团内部某些顽固守旧势力的反对甚至破坏。为了不使他们阻挡改革，统治集团中的改革者们，就不得不在改革中，给予他们更多的好处和利益，甚至当权的改革者本身亦要利用改革以自肥。由是，改革非但不能制止特权，却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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