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君主立宪”，虽最终地走上了“虚君共和”的道路，却并不是旧政治制度实行自我改良的过程和结果，而是革命爆发後实现“调和”的政治产物。这个“调和”，在王室，是为让步，在民众，则为胜利；在国家，是为进步；在历史，则是提供了只有革命才能带来王朝政治妥协的可能性；和只有革命才能为在根本上改变专制制度带来可能。虽然革命有着各种各样的形式，并非专指暴力而已。前苏俄和东欧共产专制制度的垮台，就不是暴力革命的产物。眼前印度尼西亚革命变革的胜利发展，就更是他的明证。
然而，政治改良却有“何种制度之下”这样一个前提。这就为近现代世界范围内政治改良的历史和现实，划清了“专制改良”和“民主改良”的明确界限。也就是说，在专制制度内，首先，企图在不改变原有制度或曰体制的前提下，采用非暴力的方式以进行政治行为的自我求善，便是专制改良，亦即专制改良的初级阶段。如法国路易十六的改良，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和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的改良，满清王朝前期的改良和当代东欧、苏俄的早期改革，都属於这一范畴。它们的共同特征，都是处在专制制度衰亡期、为挽救这个制度及其统治而进行的政治行为的改良。至於中共，则连政治行为的改良都还没有达到，或曰，还根本不想改。其次，则是在保留君主专制制度或其它形式专制制度、专制政体的前提下，采用非暴力的方式，以对现存专制制度、或曰专制体制进行局部的或过渡性的民主改良，比如君主立宪，便是专制制度的改良，是为专制改良的高级阶段。然而，如前所说，若无其它条件的形成、推动和逼迫，历史至今尚未提供它自我成功的先例。所以，它在性质上虽具有民主改良的愿望，在结果上却难有民主改良的实绩与成功。
由是可知，纯碎的民主改良，则是指在一个已经确认、确立了民主制度的国家或地区所进行的政治行为的改良。这个政治改良，因在民主制度已经被确认和确立之後，所以，它才既是对於旧制度遗留问题的逐步克服，又是对於新社会所产生问题的逐渐解决。也就是在民主制度之下非暴力的求善及其过程。当前东欧和俄国，以及今日中国台湾正在试图逐步解决的种种新、旧社会问题，即是显明的例证。
因此，凡自称“体制内”的改良者，都应该问一问自己，“我乃是哪一家体制内的改良者？”这样一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不但事关体制的性质，事关你立身於何种体制之内，事关你所推动的政治改良的性质，而且事关你个人在体制内外的政治前途。因为，只要你试图突破原专制体制而企图改良到另一个民主的体制里面去，那麽，那个原专制体制就怕连体制内的一席之地也不会给你了！上个世纪末和本世初中国两代在专制体制内企求政治改良者的下场，便是明证。尽管如此，但如果你始终都要坚持呆在专制体制内，又坚持自称是所谓“体制内”的改良者，虽然你并不好意思明称自己要维护的就是“专制体制”，甚至更不管这个专制体制要不要你，你都想要它，那麽，你要做一个专制制度维护者的决心和形象，也就昭然而若揭。
二、改良和革命的应有关系。应该说明的是，追求政治改良，且不论其身处“体制内外”者，常常都是一些希望专制统治者学好改好的人，一些对专制统治集团怀抱希望的人，或一些与专制统治集团及其权势者们有着千丝万缕关系、或有着利益和利害关系者。但是，他们当中确实有一部分人，乃因渴望国家和平进步和担心国家发生混乱、混战，才成为要求改良而反对革命者。然而，前一代改良主义者，不论他们追求的是专制改良还是民主改良，也不论他们在效命改良的疆场上是如何地坚定和坚持，只因他们一是没有明白自己追求改良的成败均操之於专制统治者手中，只要专制统治者不改，他们就永无成功的可能；二也是对革命的起因和革命暴力之所以形成的原因，缺少正确认识，所以，他们才会拼命地反对革命，特别是反对暴力革命，甚至为了反对革命而不惜与专制统治者合流，有的甚至成为专制统治者扑杀革命的帮凶。却不知道革命正是专制统治者一再拒绝改良和将人民“逼上梁山”的一个必然结果。世界近代史上所有的革命及其爆发，都是它的明证。但是，时至今日，前东欧、苏俄非被“打垮”、而是“自垮”，虽非改良成功、亦非暴力革命所成的历史事实，已经为非暴力的革命就是专制统治和专制制度的彻底崩解，展现了她完全可能取得成功的历史可能性。因此，当历史已经走到了今天，走到了离我们前一代改良者和革命者的论争已经相去近百年的时候，我们已经没有必要再重返前一辈改良者和革命者会一再历经争论、冲突才汇而合之的老路，而是应该在推进祖国民主进步的同一条道路上，各行其事，但又避免冲突；目标一致，却又各顾其能。因为，我们相信，今天体制内外的政治改良者们，他们大多数已经成为要求中共进行制度性改良的政治改良派了；我们也同样相信，今天的革命派们已经不再可能拒绝一切能够促成民主变革的种种和平方式了。并且越来越多的人都已经明白，只有在革命者和改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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