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声》杂志与《河南》杂志乃从清王朝四十年所谓改革和空喊立宪入手，驳斥立宪改良派们说：“四十年来，言新法者，非今日之政府乎？无日不为之，而究其所为者何事？新法之收效於今日者安在？有能举起大者示之於人乎？……夫以如是之政府，而日日言立宪，五年，十年，十五年之预备期限，常视吾民之举动如何以为伸缩。而又於立宪预备之时期，宣布言论集会之苛虐条件，以为摧抑吾民之具。”“以预备立宪时代即演出如许惨祸，吾不知实行立宪，则民祸将伊於胡底也！”“国民之普通自由，彼不能於预备立宪时代保护之，乃反於预备立宪时代剥夺之。国民政治上的权力，彼不能於预备立宪时代促进之，反於预备立宪时代限制之。非丧心病狂，奚为行动不伦，一至此极！”

　　由是，革命党人乃对改良党人批驳曰：“彼保皇立宪党人，不按以往之事实，不衡方来之时势，终日抱乞求、哀求之目的，甚而泣妇其行者，便何异痴子愚蒙。对凶猛之兽，曰是可以笑容亲猛兽也，是可以妩媚近猛兽也”。鼓吹民主共和的《醒狮杂志》，在《醒後的中国》一文中，就会指责那些一心追求君主立宪、以维护清王朝统治的政治改良派为“野老不知亡国恨，喃喃尤颂圣朝恩”。《二十世纪支那杂志》则以“不到临崖没绝命时，强权政治有谁知”的沉痛呼喊，期望改良派能够在强权统治的迫害中猛省过来。

　　名声卓着的《河南》杂志则对清政府的“预备立宪”大胆驳斥道：“嗟夫，预备立宪者，尚不如直其名曰预备杀人流血之直接了当也！”徐锡麟在刺恩铭的《光复文告》中更揭穿清政府的立宪说：“今则名为立宪，实乃集权中央，顽我股掌，禁止自由，杀戮志士，苛虐无道，暴政横生”，因则号召“重建新国，图共和之幸福，报往日之深仇”。而在清朝监狱历受酷刑的民主志士禹之模，尤在监狱中遗书称：“要知满清政府不下诏立宪，而专制的凶暴有进无已……”革命党人对改良党人的批判，实为一语而中的。

　　这一场大论战，因革命派据理力争，民众拥护，改良派因“专制政权不改”，只能处於两面受敌的境地，非但穷於应付，而且益不堪击。故时有论者称：“《民报》出现，国民主义和民族主义，渐浸溢同胞之脑海，向之与《新民业报》有关系者，莫不倒戈相向而敌国之……数月以来之《新民业报》，已为梁启超一人之《新民业报》，党派之机关杂志，忽变而为独夫之机关杂志，此真千古未有之惨状也！”而它最为积极的效果，便是促成了共和主义思想的大普及。嗣後，广西会党领袖王和顺即在其《告粤省同胞书》中宣称“接受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并号召要“建民主宪政之政体，行土地国有之制度”。而在江西萍、浏、丰起义中，龚春台部的洪江会众也已在文告中自称：“奉中华民国政府命……不但驱除鞑虏，不使少数之异族专其权利，且必须破除千年专制之政体，不使君主一人独享特权於其上，建立共和民国，与四万万同胞，享平等之利益”。

　　这一场大论战，虽然在围绕着“土地国有”等问题的争论中，革命派虽因受到西方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而表现出了不尽正确的思想，梁启超亦表现了未必是错误的观点，但是，由於这一场大论战真正的论战重心乃是在“要革命还是要改良”和“要共和还是要专制”的根本问题上面，并使得革命的思想战胜了改良的思想，共和的思想战胜了专制的思想，所以，它的积极意义也就无庸赘述。

　　第三、大论战的历史结果

　　上述的两次大论战，特别是後一场，不仅使用康、梁为代表的“保皇改良”派锋芒尽失，而且使立宪改良派亦在对革命派和清政府的“两面作战”中，痛苦地迎来了它们最终失败和分裂。由是，革命风潮乃愈起愈猛，革命派更以“躯壳虽死、我志长存”的精神，前赴後继、万难不辞的意志，连继发动了萍、浏、丰起义，饶平、黄岗起义，惠州七女湖起义，九月防城起义，镇南关起义，钦州起义，云南河囗起义，以及光复会於浙、皖的两次单独起义，直至一九一零年十月和一九一一年三月的两次广州起义。其间，一是安庆新军的起义，乃为革命之重要转折，时论曾赞之曰：“安徽之役，事遂未成，然霹雷一声，革命党运动军界起事之声浪，足已寒一般清吏之胆……安徽一役颈血未乾，广东军界之事又层见出……夫军人者，彼专制君主平日所恃为心腹，而藉以压抑平民、保全皇位者也。乃大势所驱趋，虽恃为心腹者，毕竟亦不可恃如是。至是而一般以专制治其民者，遂不得不声颤气喘，手足无措夷！”辛亥革命终由武昌新军起义而为其端绪，便是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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