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因为改革非但没有制止特权，反而扩大了特权，而特权的扩大，又势必导致腐败的加深，诚如孙中山所指出的“单单是引进铁路或欧洲物质文明的任何这类措施，由於它们打开了新的敲诈勒索、贪污盗窃的门路，反而会使事情更坏”。这个更坏的事情，无疑要使原来渴望改革的人民，由渴望改革，而变成痛恨改革，并要求实行真正的改革，即革掉专制特权。於是，希望从根本上改革专制制度的要求，也就会日渐地高涨起来，最终便是革命的爆发。诚如梁启超所言“革命党何以生，生於政治腐败”。

　　其三、专制末世的改革，原是要维护专制统治的。所谓改革，说到底，亦无非是停止暴政、改行仁政而已。但仁政仍属专制政治的一种，即所谓“开明专制”，并非脱离了专制政治本身，更非改变了专制制度。但人民既然连对仁政也不能满意，甚至要求改行仁政以外的“政治改革”，特别是专制制度的改革，并且要求改到民主的政治道路上去，这无疑是向王位、王权、专制权力，以及整个专制制度的挑战。因为，拒绝人民的政治改革要求，就会引发革命；同意人民的政治改革要求，又意味着专制权力和专制统治的自我消亡。对整个专制制度而言，诚所谓“搞民主就是自杀，不搞民主则必遭到他杀”。於是，专制统治者，就会出於既要否定前者，又要预防後者的需要，而只好连改革也一同终止。由是，一场为预防革命而发动的改革，即专制改良，最终便不得不走向了“引发革命”这样一个悲剧的结局。

　　其四、历史是不可逆转的。古人所谓“此一时也彼一时也”的话，其意义即在於此。当人民身处专制压迫的痛苦中时，有时，痛苦会使他们变得麻木。但是，一旦专制君主“因害怕麻木中的觉醒和暴力”，而期望用改革的方式来维护其统治不致一朝倾覆时，人民又会因为改革而迅速地从麻木中苏醒过来。这种正常的苏醒，正因为伴随着理性的愿望，才不会有爆发暴力的危险；但也正因为其觉醒带有理性复苏的意义，因此，一旦於再度失望中真正地觉醒了过来，其理性的力量，就将是任何力量所难以重新压服的了。更何况专制统治者既要倡导改革，就要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围内倡导思想解放的运动。一为他的改革呜锣开道，二为它们的改革歌功颂德。但是，既要提倡思想解放运动，就会为人民提出指责创造了条件；既要人民歌功颂德，就要准备着人民要求辩论是非。同时，既已提倡思想解放，再要禁止人民去思考、特别是禁止人民去思考对自己不利的事情，也就不可能办到。因此，一旦改革被终止，专制统治者也就不可能不重新强化专制统治、尤其是强化专制的思想统治。那末，由对改革的失望而倍生痛苦和真正觉醒了的人民，面对着卷土重来的专制暴政，也就不可能不在绝望之下形成一种反抗的决心了。特别是这个反抗的决心，又萌生在对专制暴政和专制仁政都有了深刻的领教之後。更何况由改革所导致的特权的日趋扩大和腐败的日益加深，特别是掌权者已经借改革聚敛了太多的财富，因而，也就必然要导致整个社会、尤其是普通人民生活的更加贫穷化。这就只能为革命做好了思想与人心、政治与经济等各个方面的准备。如是不论是卷土重来的专制暴政，还是卷土重来专制改良，即不论专制统治者是要“抽刀断水”，还是要“横刀夺命”，都已经既不可能压服人民，又不可能再欺骗人民，而只能招来人民对整个专制制度的彻底反叛。革命作为历史的一个普遍的变革进程，亦终於因为专制统治者们要推行专制改良，而及时地到来了。近代欧洲诸国的专制改良，终於导致了民主革命的发生。这既是清王朝的专制改良必然失败的基本政治原因，更是辛亥革命未能避免和不可避免的根本历史缘由。

　　第二、专制改良、民主改良及革命与改良的应有关系

　　一、专制改良和民主改良。应该说，改良就是求善，就是在不改变原有性质前提下的“自我求善”，就是指这个自我求善的“过程”，及其“非毁弃方式。而政治改良就是指在政治上的”自我求善“，和这个自我求善的”过程“，及其”非毁弃“的方式。

　　政治改良亦由两种，一是政治行为的改良，二是政治制度的改良。前者具有上述政治改良的本意，是为政治改良的初级阶段。後者则是对现存政治制度进行改良，是为政治改良的高级阶段。然而，若无其它条件的形成、推动或逼迫，历史至今尚未提供它成功的先例。英国是因四十八年革命和复辟的反复较量，才产生了改良的新政体。但这个因革命和流血才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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