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理性与笛卡儿唯理论有着完全不同的方向和旨趣，“其基本前提，不是知识必须形成体系，而是它必须建立在经验的基础上”。(注：哈多克：《历史思想导论》，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96页。)因此，我们不难理解这一断语：“启蒙运动的灵感部分来自笛卡儿、斯宾诺莎和霍布斯等的唯理论，但是这个运动的真正创始人是艾萨克·牛顿和约翰·洛克”。(注：伯恩斯、拉尔夫：《世界文明史》，第301页。)可以说，“敢于认识”是启蒙运动的座右铭，而“实践成了启蒙运动的口号”(注：哈多克：《历史思想导论》，第94页。)。

　　如果说17世纪的唯理论理性具有一种“体系癖”，那么18世纪理性则是冲破唯理论体系的“独创力量”。对于18世纪启蒙理性，卡西尔有着更冷静的分析和更富建设性的思想体系。卡西尔从哲学方法论的高度，精辟地阐明了18世纪理性的内涵与特征，指出18世纪理性不是先天存在概念，而是作用概念、功能概念，它具有分析还原与理智重建的双重功用。理性的性质和力量只有根据它的功用才能看清。(注：卡西尔：《启蒙哲学》，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1-12页。)正是这种功能上的理性而非纯逻辑演绎的理性是18世纪启蒙运动的基本精神，是其出发点也是结果，是旗帜也是前进的动力，是它特殊的魅力也是真正的体系价值所在。卡西尔说：“或许没有哪个时期会像18世纪那样，在理论和实践、思想和生活之间，存在一种较为完全的和谐。一切思想都立刻转化为行动；一切行动都从属于一般的原理和依照理论标准而下的判断。正是这种特征给予了18世纪的文化以力量和内在的统一。”(注：卡西尔：《国家的神话》，第219页。)

　　历史知识地位的确立伴随着启蒙时代一同到来，并非偶然，它们两者之间有着内在联系。换言之，为什么18世纪能够开启通往历史的道路，可以从18世纪理性观中得到解释。具有发现真理的力量和内在统一的18世纪理性将历史纳入了哲学思考的范畴，抑或说，启蒙运动哲学本身需要历史的观点(指研究方法)。启蒙思想家的特点就在于“他们的意图和决心乃是要把思想和概念、事物的真相和事物本身都看作是变化着的实体，它们的特性和意义在任何时刻都只由于把它们看成是一场分化、展开和耗损与补充的永不休止的过程之中的若干质点才能把握。”(注：卡尔·贝克尔：《18世纪哲学家的天城》，第27页。)18世纪对历史举起了理性的镜子，通过镜子的反映观察理性的历史面目。而在17世纪唯理论哲学中，历史无甚地位，笛卡儿认为哲学意味着系统全面的思考，而历史不过是“想象力的娱乐”。虽然“笛卡儿就其个人而言，也许对具体的历史问题感兴趣，并时常也许会陶醉于某个历史作家的著述。但是他从不认为这种兴趣与哲学和科学有什么关系。”(注：卡西尔：《符号神话文化》，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第44页。)在笛卡儿的教育理想中，历史被认为是教育中多余的甚至必须放弃的东西。与此不同，18世纪提出了历史领域中关键性的哲学问题，探讨了历史的可能性的条件。“18世纪致力于对历史获得清楚明白的观念，认清一般和特殊、观念和实在、法律和事实之间的关系，精确地划清它们之间的界限，力图由此而把握历史的意义。”(注：卡西尔：《启蒙哲学》，第192页。)在理性与历史的关系上，不仅理性对历史具有意义，而且“历史研究乃是启蒙运动哲学的必要手段之一”(注：卡西尔：《启蒙哲学》，第218页。)。历史求助于理性，理性求助于历史，结果就是理性精神与历史精神的新综合。18世纪用综合的理性取代了分析的理性，用能动的理性取代了静止的理性。正是理性本身投身于历史流变的激流，在急流中找到安全，维护自身的稳定性和恒久。而历史就成了依理而动的历史。这种理性观预示了一种新历史观的黎明，奠定了历史学作为一种知识地位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基础。“随着18世纪的开始，近代思想的一个新方向出现了。”(注：卡西尔：《人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243页。)

　　二、在宗教的历史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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