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义地说，奠定18世纪开启历史之基的是科学从神学监护下的解放，正如卡尔·贝克尔所说：“历史学的兴起和科学的兴起，仅只是同一种冲击的两种结果而已，仅只是近代思想之脱离对各种事实的过度合理化而要回到对事实本身加以更仔细和不涉及利害关系的考察上面来的那一总趋势的两个方面而已。”(注：卡尔·贝克尔：《18世纪哲学家的天城》，第28页。)而这场运动的开端得追溯回17世纪。笛卡儿主义的确只崇尚纯演绎的理性，从而远离了历史。“按照这种哲学，任何纯事实的东西都不得声称有任何真正的确定性，任何关于事实的知识在价值上都无法与清楚明白的逻辑知识、纯数学和精密科学相比拟。”(注：卡西尔：《启蒙哲学》，第196页。)在17世纪，历史知识仍然被这种真理的理想遮掩着，历史还没有发现它的显要地位，它被数学以及数学的物理学夺去了光彩。17世纪唯理论者认为，所有历史的对象，都属于最低级的想象的知识——想象，因为时间本身不过是想象的一种方式。历史知识依凭的是记忆而非理性，历史在根本上是一种懒散的好奇心，那种日夜奔忙去发现去搜集过去时代和遥远国度的偶然事实，在笛卡儿看来，犹如患浮肿病的病人，即受罪于难以满足的饥饿又不可遏止的干渴(有意思的是培尔自喻患了“积水症”，对历史事实，给得越多，就越想要。不过，一个是摒弃和排斥历史，一个是使历史事实成为科学学说的真正模式)。

　　即便如此，假如我们说，在唯理论学说中没有对历史思想发展产生任何影响的因素，也是不恰当的。诚然，在斯宾诺莎的《伦理学》中，找不到任何历史冲动与灵感，但“他的《神学政治论》标志着系统地考证《圣经》的开端，此外，他还提供了解释历史的细致复杂的理论。”(注：哈多克：《历史思想导论》，第67页。)对《圣经》的系统研究“必须与所有现存的预言书的背景相关联，那就是说，每篇作者的生平、行为与学历，他是何许人，他著作的原因，写在什么时代，为什么人写的，用的是什么语言。”(注：斯宾诺莎：《神学政治论》，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11页。)斯宾诺莎看出《圣经》是有历史的，并到历史中证伪《圣经》。“他之阅读《圣经》，并不是把它看作由天界神祗口授的圣书，而是把它作为人类的书籍来阅读；他在这本书中发现了人类各种各样的矛盾、错误、冲突。由此，他构想出对《旧约》和《新约》所作的一种崭新的历史性理解。”(注：卡西尔：《符号神话文化》，第46—47页。)斯宾诺莎阐明《圣经》与历史的联系，从而否定宗教启示的绝对真理性。“如果我们把《圣经》中的每一段放到它所特有的历史背景中去考察，亦即不是把它视为永恒真理，而是依据它在发展过程中所处的特殊环境，依据它的作者的个性对它作出解释，《圣经》中所包含的疑难就会得到解决，其中的不可否认的矛盾就会被清除。”(注：卡西尔：《启蒙哲学》，第182页。)但是如果所有先知的言论都根据其直接背景来解释，就难于继续把这些言论看成是指引信徒的、具体的天命构成的体系。斯宾诺莎的历史解释的方法“为后来在18和19世纪那场宗教历史中具有重大意义的《圣经》批判，开辟了道路。”(注：卡西尔：《符号神话文化》，第47页。)

　　然而，斯宾诺莎对宗教所作的历史考察，并不能被用以对宗教作哲学辩解，相反，只能帮助人们洞悉宗教与哲学真理的背离性。当斯宾诺莎说《圣经》是想象力的产物时，《圣经》就被从哲学真理的领域最终驱逐出去了。同时，历史亦如此。其实，在他的唯理论哲学体系中，本来就没有发现历史兴趣的任何线索。对他来说，历史哲学这个概念本身就是一个自相矛盾的用语。

　　不过，当德国启蒙思想家莱辛，受到斯宾诺莎的教益而又超越了斯宾诺莎学说时，“18世纪思想史上就出现了一个巨大转折”(注：卡西尔：《启蒙哲学》，第185页。)。与斯宾诺莎刚好相反，莱辛肯定宗教历史对宗教学说的深刻意义。莱辛认为，经验中的特殊和个别具有确定无疑的肯定意义，而不是只有纯否定意义。在莱辛看来，上帝不是外在于世界，而是内在于世界的一种力量；不是一种干预我们的经验世界的力量，而是一种从内部充塞并塑造了经验世界的力量。莱辛受斯宾诺莎的启发，对宗教源泉作了历史的考察。虽然两者方法一样，但目的却相反。莱辛肯定历史对宗教的决定意义，从而肯定了历史。以莱辛之见“真正的、唯一绝对的宗教，乃是在自身中包容了宗教精神的全部历史表现的宗教。这种宗教包容了一切细节，无论是多么荒谬的意见，也无论是多么古怪的谬误，都间接地服务于真理，隶属于真理。”(注：卡西尔：《启蒙哲学》，第187页。)因此，根据莱辛的观点，人类经由历史发展起来的宗教意识并非超然于历史之外的上帝从事任何活动的结果，而是上帝以及(或者)人的理性在历史进程之中内在地、自然地演化的产物(注：见维塞尔：《莱辛思想再释》，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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