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疑，在历史与理性相统一的学理路途中，莱布尼茨是具有重大贡献的一位。卡西尔说，莱布尼茨是我们在古典唯理体系中所发现的冲破这种思维框架的第一人。不过，他是极力确证唯理论理想并使其运用到广阔的领域，甚至推广到那些被笛卡儿哲学拒之于门外的领域的第一人。他的单子原理，把个体性与普遍性、时间与永恒、延续与变化这些表面上的对立因素，贯以内在的联系，互相关联在一起。莱布尼茨指出：“我们自身的性质便包含着神的本质和神的真正形象的种子、足迹和象征。”(注：卡西尔：《启蒙哲学》，第31页。)在莱布尼茨哲学中，个别第一次获得了不可转让的特权，个别不再是特例和例子，而是表现为某种在自身中便包含着存在，由于自身便有充分根据的东西。如果说，莱布尼茨的“普遍的形而上学理论，开辟了一条通往历史的崭新道路”(注：卡西尔：《符号神话文化》，第49页。)，那么，莱辛的宗教历史演变的思想，则从历史本身打开了确立其知识地位的切口。正是这一点“使他达到了启蒙哲学真正的转折点”(注：卡西尔：《启蒙哲学》，第190页。)。卡西尔在《启蒙哲学》里精辟地概括道：“启蒙哲学提出了关于宗教现象的历史的问题，正是在这一领域，人们最先迫切地感到必须解决这个问题。然而，启蒙思想不可能停留在这个开端上，它不得不得出新的结论，提出新的要求，而这反过来又开辟了历史领域的整个视野。”(注：卡西尔：《启蒙哲学》，第191页。)

　　三、进入宽阔的历史领域

　　中世纪屹立的通向知识的三条大道：神学、哲学和演绎逻辑，已不大起作用了，18世纪启蒙理性按照自然科学的模式开创了从事实出发的思想新路，正是这个新的知识纲领，开辟了宽阔的历史领域。

　　 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的先驱皮埃尔·培尔为我们作了最初的引领。培尔以《历史批判辞典》冠名著书，闪耀着最基本的事实精神。培尔喜爱事实、醉心细节，他不仅把“事实”的本性理解为素材，而且津津乐道于为获得这些砖石而必须从事的思想劳动。他以把描述同一事态的、互不相容的上帝箴言并列在一起，并把这些公认的看法置于荒唐的境地为乐事。“他以无与伦比的敏锐的分析艺术，无比清晰地剖析了所有关于事实的判断赖以建立的复杂条件。”(注：卡西尔：《启蒙哲学》，第199页。)因而“事实”不再是历史知识的开端，相反，是历史知识的终结。培尔以对历史真理的主观起源和条件的考察，打破了《圣经》或教会学说中的武断结论，成为18世纪“历史理性批判”的先驱，“培尔的《辞典》已经锻造了解放历史思想的武器”。(注：卡西尔：《启蒙哲学》，第202页。)

　　而对孟德斯鸠，与其说富有事实精神不如说是法的精神，即注重从事实中提取一般原则。孟德斯鸠把“理想典型”方法运用到社会历史领域，对“气候、宗教、法律、治理原则、过去事例、习惯风俗”那些合起来形成社会“总精神”的一切方面，进行比较研究，构建了一种历史、社会理论的模型。在《论法的精神》中，他不是描述各个不同的法律体系，而是根据一个体系区别于另一个体系的总的特征，来作出分析。他认为，是法律的精神，而不是文字能够使立法者理解生活方式各个不同的面如何结合在一起，并以法的形式表现出来。在他看来，共和制、贵族制、君主制和专制等政府形式，并不是各种偶然获得的属性的简单集合，而是某种原则的表现。他试图概括各类政府的典型及其它们在精神动力或道德动力方面的根本差别，诸如维系共和制的原则是公民的美德，贵族制为节制，君主制依赖于荣誉原则，专制则以恐怖原则为基础。上述原则会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孟德斯鸠对政体的“性质”和“原则”之间的区分是关键性的。“政体的性质和政体的原则之间的区别是：政体的性质是构成政体的东西；而政体的原则是使政体行动的东西。一个是政体本身的构造，一个是使政体运动的人类的感情。”(注：哈多克：《历史思想导论》，第104页。)孟德斯鸠总结说：“各种政体的腐化几乎总是由原则的腐化开始的。”(注：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37页。)国家的个别制度和法律的缺陷并不可怕，相反，如果原则败坏了，如果内在动力削弱了，那么即便是最好的法律也不能提供保护。孟德斯鸠着意探讨原则，但他并不把多种多样的历史实践归结为一个绝对僵化的模式。他考察了地理环境对“政体的原则”的影响。孟德斯鸠了解到不同国家和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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