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晚期赫尔德在莱布尼茨的单子论中找到了对个别性的哲学定位和表达，并据此迈出了征服历史的最终的、决定性的一步，他打破了笼罩在历史头上的同一性幻觉，赋予历史每一新创造物以独特的形象和独立的存在方式。由于历史不断地生产新创造物，因此，与历史相比较，不仅所有抽象概括苍白无力，而且，历史学家的首要任务是使他的标准符合他的主题，而不是反过来使他的主题符合统一的、既定的模式。赫尔德说：“让某人画出一整个民族、一个时代和一个地区，他会画出什么样子呢?让他描述象海浪一样前后交替的各个民族和永恒变化的各种事件，他的描述会是什么模样呢?”(注：卡西尔：《启蒙哲学》，第224页。)难道不就象一个北部山谷中的哲学家，手里拿着他的时代儿童用的秤，能比天意知道的更清楚吗?赫尔德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天性”，“每个民族都有深刻的民族特性”。每个民族的幸福就在于发展它自己的民族需要，每个时代，每个社会在目标、习惯和价值上才能彼此不同，文化是不可通约的。就这样，赫尔德以拷问和批判，以强调历史的特殊性多样性远远超出了启蒙思想界，开浪漫主义史学之先河。

　　四、印记及其影响力量

　　启蒙时代确立了历史学的知识地位，这一时期的历史学形成了独特的印记，并为19世纪“历史学的世纪”的全盛，创造了历史前提。
　　启蒙运动的历史信念是建立在经验科学模式上的，既然人用观察、分析和实验的方法可以发现自然规律，亦能用同样的方法来发现人的本质。而历史的进步性、启蒙学者的人类观念、世界主义以及乐观主义均是建立在这一信念之上的。这样就最为有效地摧毁了神的计划，在历史知识中就象在自然知识中一样摒弃了神学。历史学家不再把上帝作为历史活动的中心，而是以人类作为历史研究的对象。获得巨大解放的18世纪历史观成为“朝着各个方向发生影响的力量”(注：卡西尔：《启蒙哲学》，第193页。)。

　　 (一)历史哲学的创立。黑格尔将研究历史的方法分为三种：原始的历史；反省的历史；哲学的历史。他为历史哲学所下的“最普通的定义是，‘历史哲学’只不过是历史的思想考察罢了。”(注：黑格尔：《历史哲学》，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8页。)而“哲学用以观察历史的唯一的‘思想’便是理性这个简单的概念。‘理性’是世界的主宰，世界历史因此是一种合理的过程。”(注：黑格尔：《历史哲学》，第9页。)伏尔泰第一个使用了“历史哲学”这个术语。1765年他以《历史哲学》的标题出版了他的著作。在他看来，“历史哲学”就是寻求在其整体上理解历史、理解支配历史的那些原则及它可能隐含的意义。他认为全部的历史的解释都服从于一种定向的价值、一种理想的手段。他的《路易十四时代》就是“以庆祝一个开明君主统治下理性的胜利这一方式构思而成”。(注：哈多克：《历史思想导论》，第101页。)伏尔泰认为，在世界历史上存在过四个开明时代：希腊时代艺术和科学第一次繁荣；恺撒和奥古斯都时代的罗马文明；文艺复兴时期学问、科学和美术重新出现；路易十四时代，这时“人类的理性这时已臻成熟”。(注：伏尔泰：《路易十四时代》，第7页。)伏尔泰企图表明：由于在政治经济上应用了理性原则和对艺术、科学的庇护，法国已取得了伟大的成就。至于其他时期，由于缺乏理性，几乎缺乏历史。他对细腻地描述军事战役和政治阴谋不感兴趣。“发生过的事并非全都值得一写。在这部历史中，作者将只致力于叙述值得各个时代注意，能描绘人类天才和风尚，能起教育作用，能劝人热爱道德、文化、技艺和祖国的事件。”(注：伏尔泰：《路易十四时代》，第10页。)显然，对伏尔泰来说，他不是为过去而研究过去，而是为了现在和将来。历史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是人类精神进行自我教育的工具。伏尔泰在历史中寻求人类文明的进步，同时把理性精神、哲学理想投入历史，将历史和哲学融合起来，使历史学成了一门以实例为训的哲学。

　　这样，启蒙运动的历史学成为一种“精神化了的实用主义”(注：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03页。)，以前例进行教育的哲学。“‘历史哲学’几个字后来获得了很大的成功，最初是用来描绘那种可以从历史获得的帮助，帮助的形式是忠告和有益的教训，它所受到的是不怀成见的研究，也就是说，唯一的‘前提’是理性。”(注：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第199页。)尽管18世纪的历史学家太喜爱理性，以至于为了理性不惜把宝剑从剑鞘中拔出来，尽管18世纪历史观“是论战性的和反历史的”，但启蒙运动仍大大增加了历史知识和历史观念。“在他们著作的表面之下深深含有一种历史过程的概念，它之作为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既不是由于开明君主的意志，也不是由于一个超越的上帝的硬性计划，而是由于其自身的必然性，即一种内在的必然性；而非理性本身在其中，则只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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