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在孟德斯鸠那里政法精神与历史精神是一致的，那么伏尔泰则把历史精神扩充为人类精神。伏尔泰的主旨在于人类文明的进步和它的诸因素的内在关系。人类精神进步史成为一种新型历史的主题。启蒙运动的两大信念理性与进步在伏尔泰的历史思想中达到了和谐统一，他认为历史学应当能够类似牛顿的科学，能把事实还原为定律，能在纷繁复杂的现象中寻求隐藏的规律，并且这种规律只能在人性中找到。因此，历史学家应当不再只留意政治事件、巨大王国的灭亡和帝座的崩溃，而应当研究文明的进步。伏尔泰一反以往的神话史和英雄史，而注重对人类内心生活过程和转变的揭示，注重对文化成就的考察和总结，伏尔泰在《路易十四时代》里开宗明义地指出，他的目标是“不为后代叙述某个个人的行动功业，而向他们描绘有史以来最开明的时代的人们的精神面貌。”(注：伏尔泰：《路易十四时代》，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5页。)而这一研究宗旨在他的《论各民族的风俗和精神》中，得到继续贯穿，由一民族而多民族，由法国而世界。伏尔泰成为第一位试图在进步模式内叙述世界历史的人，其同时代人杜尔阁的《人类精神持续进步的哲学概述》、孔多塞的《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都是对这一进步史观的直接继承。“伏尔泰是18世纪最先树立的经典榜样，是重新创造并体现了伟大的历史杰作的典范的思想家。”(注：卡西尔：《启蒙哲学》，第215页。)

　　爱德华·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被称为启蒙运动的历史杰作，然而与伏尔泰有许多不同。该书上起罗马安东尼时代，下迄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发轫，期间跨越了1300多年，范围遍及古代世界的三大洲。它描写了野蛮状态在欧洲的扩散，而且它的叙述显示出野蛮主义和宗教胜利的东西。吉本在人类非理性本身之中发现历史的动力。先是安东尼时代，文明达到精致复杂的水平，随后的时期无法与之相比，最后帝国的范围与基督教阴险的影响耗尽了罗马的才智，使之既不能控制自己的机构，又不能抵抗蛮族的侵入，给帝国带来生命的精神已经腐败了，欧洲从罗马崩溃到文艺复兴畏缩而蹒跚的开端是一个放荡而悲惨的故事。吉本的史著表现了对“哥特”文化的轻蔑和相应的对古代的崇拜，“这种有关往昔黄金时代的概念，赋予吉本在启蒙运动的历史学家中以一种颇为特殊的地位，一方面使他同化于他的前辈，即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而另一方面又使他同化于他的后继者，即18世纪结束时的浪漫主义者。”(注：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28页。)

　　休谟也对启蒙时代历史哲学的一般类型怀有质疑。他在《人性论》中表明：渗透在启蒙运动的历史、政治思想中的知识理论，对特定的道德或立法的纲领没有提供特殊的根据。他对任何从抽象的原则演绎出一个立法大纲的企图都抱有深深的怀疑。他认为不可以从哲学探究的基础出发，规定具体的、必须流行的道德原则。他说：“理性是、并且也应该是情感的奴隶，除了服务和服从情感之外，再不能有任何其他的职务。”(注：休谟：《人性论》，下册，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453页。)休谟在《英国史》中，说明17世纪英国内战的悲剧就在于政治理论脱离实际。王室和议会双方都特别喜欢使用关于抽象的权利的语言，来讨论政务的处理，而对政治自由必须依赖于稳定的、起平衡作用的法律则缺乏认识，使得那时行政部门和立法部门漠视它们各自可以要求的特权。正是宗教热和政治无能的结合，确定了宪法上的适当调整只能通过内战的各次事变强加于国家，而不是通过立法的深谋远虑。休谟注重历史领域的流变而不是18世纪“理性”看待历史现象所强调的恒一。休谟以“想象力”对抗抽象理性，把想象力视为所有历史思想的基本力量之一。休谟不相信能把握自然过程的终极意义，能揭示它们的计划，他抛弃了关于事物的内在关系的问题，而满足于纯粹的景象。“留神观看从古至今全人类的去除任何伪装的真正色彩吧，在人类生活的途程中，这些伪装使多少观看者困惑茫然，无从判断。还能想象有什么比这更宏伟、更绚丽、更有趣的景象吗?有什么感官的或想象力的愉悦能与之相比呢?”(注：卡西尔：《启蒙哲学》，第220页。)休谟对任何草率概括的抵制和对纯事实的关切，暗含了一种新的方法论倾向，他的学说主张特殊有其特殊的地位，并为承认特殊开辟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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