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苏共丧权有多方面的原因，戈尔巴乔夫推行错误的指导思想自然是直接的原因，但更深层次的原因之一则是苏共内部的权力异化。苏联宪法明确规定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但由于苏共的个人集权制，缺乏监督的权力机制，使权力实际上属于党内特权阶层，权力也不是用来为人民的利益服务，而是为特权阶层的利益服务，而特权阶层利己主义的行为又进一步过度使用和滥用权力，使苏共权力陷入“公用地悲剧”。这一切最终导致苏共的权力出现合法性危机。

　　苏共丧权后，国内外学者都认为，苏共丧权的原因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同时也强调，戈尔巴乔夫推行的“新思维”是主要的直接原因。的确，戈尔巴乔夫对苏共丧权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如果仅仅停留在直接原因去分析苏联剧变，只是浅层次的分析和认识，因为，从历史的角度看，任何事情的发生都有它的基础和导因，这种基础性因素是决定性的，是历史发展中带有必然性的东西，由于它们的存在，导致事物在一段时期内的结束 。从历史地看，没有历史的、内部深层次的因素，单凭戈尔巴乔夫一人的力量决不可能把一个百年大党彻底倾覆。本文认为，在众多的因素中，权力异化是苏共执政合法性危机、丧权亡国的内部深层次原因。

一

　　权力异化首先表现为权力的归属关系的异化。苏联建立后，先后在1924年、1936年和1977年颁布了三部宪法。这三部宪法都明确规定：“苏联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这一思想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人民权力”的精神。但是，在苏联社会主义实践中，“人民权力”有名无实，名义上是“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实际上却是“一切权力属于党”。这是因为，首先，尽管在十月革命胜利初期，布尔什维克党同左派社会党实行联合执政，初步建立了多党合作的政治架构，但由于在布列斯特和约等问题上发生了分歧，1918年5月，列宁就政治宣布推行一党执政。列宁去世后，一党执政空前发展。1927年，斯大林甚至公开地宣称，剥削者已经被取消了组党的权利，而工农中不同意见的争论也“不会在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内部造成其他形成政党的基础”，而“只能是共产党的垄断” 。1936年，斯大林又指出，苏联只有工农两个阶级，“已经没有几个政党存在的基础，也就是说没有这些政党自由的基础。在苏联只有一个党，即共产党存在的基础。” 斯大林的这些言论为共产党一党独存的事实确立了一个理论框架，从而使一党执政在苏联成为合理的政治构型。

　　其次，一党独存必然导致以党代政、党政不分。众所周知，列宁最初是想建立一个“普遍吸收所有的劳动者来参加管理国家”的完备的无产阶级民主制度 ，但是由于列宁认识到人民群众文化水平普遍低下，因此，“苏维埃虽然按党纲规定是通过劳动者来实行行政管理的机关，而实际上却是通过无产阶级先进阶层来为劳动者实行管理而不是通过劳动者来实行管理的机关” 。随后，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更详尽地规定：“共产党要力争在当前的国家组织——苏维埃中实现自己的纲领和自己的全部统治……在所有的苏维埃组织中，绝对必须建立严格服从党的纪律的党团”，以取得党“在政治上的绝对统治地位，并对苏维埃的全部工作进行实际的监督” 。尽管列宁晚年也意识到党与苏维埃机构的这种关系是“一种不正常的关系” ，并试图进行调整，但这一问题最终没有得到解决。列宁逝世后，一党执政、以党代政的情况更加严重。这最主要的表现是，党在国家机关里面进行全面渗透，更为严重的是，党的机关全面取代国家机关行使职能，从而形成了高度极权的党—国家体制 。这样，权力完全被集中到党的手中，使党成为国家政治生活中无所不能的权力机构。

　　再次，由于权力集中在党内，党已不是“人民权力”的执行者，而是“人民权力”的供给者。党把权力交给谁，谁就必须向党效忠。这实际上就是干部任命制。本来，列宁一直主张一切干部应由选举产生，历次的党章也作了相应的规定，但是长期

[1] [2] [3] [4] [5]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