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是有限的，而欲望是无限的。为了尽可能地从人民手中攫取更多的权力，以实现自己的政治、经济利益最大化，在权力这个圈子里，特权阶层严禁“非我之族”入内，为此，他们总是将异己势力排挤在外。自斯大林以来，为了自己的权力不断排挤政治反对派，几乎构成了苏共党内斗争的全部历史。不过，在不同的时期，他们的手法是不一样的。斯大林时期采取的方法是彻底消灭政治反对派的生命。比如，斯大林对托洛茨基、季若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等，都是将他们置于死地；而为了从根本上消除这些异己势力，斯大林以国家的名义在全苏范围内悍然发动了“大清洗”运动，使130—150万无辜的人被判刑，其中60万人被处决，无数的人被流放 。这种触目惊心的“暴政”证据，导致了1987年苏联重新评价苏联历史事件时全盘否定苏联的历史，造成了人们思想的混乱，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动荡，最终酿成国家的崩溃 。斯大林以后，苏共高层对待异己力量的手段相对温和多了，但用权力加强控制的程度并没有减弱。这种过度控制政策不仅在政治经济方面推行，而且，也在意识形态、文化和社会科学方面广为推行。

　　政治上的高度集权和经济上的高度集中不必在此赘述。但这种体制使干部任命制更加得到发展，任人唯亲的现象也日益严重。特别是勃列日涅夫时期，干部任命制和任人唯亲使特权阶层完全主宰了苏共整个体制。这样的体制必然与溜须拍马之风相伴相随，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得到升迁、提拔。因此，对于那些已经进入“圈子”的人，“他们感兴趣的并不是社会理想（哪怕是共产主义理想），而是社会地位；不是国家的哲学（不管是马克思主义的还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而是沿着它可以爬到国家顶峰的那个不太牢靠的阶梯” 。简言之，他们关心的只是权力。同样，为了对全体社会成员实施强制性的有效控制，苏共高层在意识形态、文化和社会科学方面也采取了“拧紧螺帽”的政策，即把社会在思想意识形态上的认同强制固定在苏共意识形态上，使整个社会“无保留地接受并宣传国家确定的信仰、判断和评价”，而对那些拒绝认同苏共特权体制的意识形态的则严惩不殆 。正是由于苏共政治上的保守、平庸，机构臃肿，老人政治，特权阶层的腐败，以及文化上的高度控制，在苏联社会产生了以反对特权阶层权力垄断和政治高压的“持不同政见者” 运动。这一切正是演绎苏共丧权、苏联亡国的深层因素。有人说，勃列日涅夫年代是苏联趋向衰亡的一个关键性的转折时期 ，这话一点也没有夸张。

三

　　权力异化的第三种表现是公共权力被人为地私有化，从而使权力陷入“公用地悲剧” 。权力即公共权力，是提供公共服务的工具。既然是公共产品，那么，它就不应具有排他性的特点，也就是说，每个人都可以享用公共权力提供的服务。不过，公共品往往会因利己主义行为而过度使用，国内社会是一个拥有中央政府的有秩序的社会，为了使公共权力不至于滥用，中央政府以国家（人民）的名义来规范公共权力的使用，使之处于有序状态下。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限制社会成员公平享用公共权力的服务。也就是说，“有政府”的社会并不是指政府对暴力的“合法垄断”，而是指政府对暴力的“合法使用”和对社会的“有效治理”。

　　苏共的权力陷入“公用地悲剧”，是因为苏共的权力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没有约束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和官僚主义。实际上，苏联国家机关官僚化的倾向在革命胜利初期就已经出现，但在个人集权制盛行之时尤为甚。当时，为了抑制刚刚抬头的官僚主义势头，列宁曾试图建立一个监察机构来负责监督领导干部的工作，同违犯党纪、滥用职权等官僚主义作风做斗争。1920年俄共（布）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决定“成立一个同中央委员会平行的监察委员会”。与此同时，苏维埃政府里也成立一个监督和检查机关——工农检察院。它的主要任务是监督国家机关的活动。为了进行有效的监督，列宁甚至建议吸收工人和农民参加工农检察院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工作，“从工人和农民中选出75——100名……新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当选者也像一般中央委员一样，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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