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后来斯大林并没有采纳列宁的正确建议。相反，1923年党的十二大通过的《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决定，中央候补委员可以兼任中央监察委员，只有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的成员才相当于中央委员一级的工作者。这样，不仅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地位降低了，而且还违反了中央监察委员不得兼任的规定。本来，中央监察委员会成员由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但从1932年奥尔忠尼启泽以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身份兼任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开始，中央监察委员会成员已不再由选举产生。1934年，联共（布）十七大决定，将中央监察委员会改名为党的监察委员会；十八大则再次改为附属于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的党的监察委员会。从此，中央监察委员会成为中央委员会的下属机构，而且其成员由中央委员会选举产生，并且在中央委员会领导下进行工作。到1952年联共（布）十九大时，监察委员会的性质、职能和权限都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即从监督中央委员会（包括政治局和书记处）的工作，变为在中央委员会领导下进行工作；从与中央委员会平行的中央机构，变成了附属于中央委员会的机构；从主要监督党内领导干部执行权力的情况，变成了检查党员党纪的情况并对违反党纪和党的道德的行为追究责任。这样，从党的总书记到政治局、书记处实际上处于无人监督之下。

　　既然党内监督都形同虚设，那么，党外监督和社会监督就更无从谈起。或者说，党内监督无效化，必然导致国家法律虚无化。法制虚置使社会对权力的监督缺乏有效的渠道。缺乏监督的权力即权力垄断势必使权力成为实现个人政治目的的工具。这样苏共权力陷入“公用地悲剧”就以两种情形表现出来。一方面表现为公共权力被人为地私有化。众所周知，当权力被授予特定的个人时，个人对权力的使用应该是有一定的限度的，超过这一限度就是“越权”，即过度地使用了有“限”的权力资源。实际上，即使苏共特权阶层在限度内使用权力，由于作为公用品的权力没有被用来为公共利益服务，而是为一己之私服务，因而致使权力发生异化。不过，这种异化现象并不十分严重，因为在没有任何约束或约束无效的情况下，苏共的权力拥有者往往大肆“挪用”公共权力。苏共内部人员在公共权力面前的这种心态跟牧民在一个可以自由放牧的牧场面前的心态是完全一样的，即公用的，不用白不用，用了也白用 。

　　另一方面表现为公共权力被严重滥用。苏共模式最典型的特征是高度集权，加之监督机制失效，因此，为了个人目的而滥用权力就在所难免。特别是斯大林时期，首先是斯大林本人作为最高领导人滥用国家权力来消灭政治反对派而为了达到其目的，斯大林又赋予了国家安全机构特殊的权力，对全社会、包括党和国家高层领导人进行秘密的监控和无法无天的镇压。这一切使得苏共在政治上表现出专横、残酷的一面，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原则格格不入。正因为这样，苏联甚至苏共高层都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产生了混乱。当苏联在80年代后期要对社会主义进行改革时，戈尔巴乔夫就提出用“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来取代斯大林的“集权的、专横的社会主义”，这表明，在戈尔巴乔夫看来经典的科学社会主义缺乏“人道”和“民主”，而实际上，“人道”与“民主”恰恰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中的应有之意 。30年代的“大清洗”是斯大林领导下的苏共滥用权力达到顶峰的标志。大清洗运动是斯大林个人集权制的产物，同时它又进一步把个人集权制推向极端。大清洗运动不仅在苏共内部播下了互不信任的种子，也使全苏人民对苏共产生了恐怖畏惧感。这为苏共垮台为何无人拯救又提供了一个有力的证据。滥用权力的结果是权力走向“荒漠化” 。苏共自斯大林以来，尽管对权力中心体制的形式几经改革，但缺乏监督的个人集权制没有根本改变，所以，滥用权力一直就是苏共致命的沉疴痼疾，到后来，戈尔巴乔夫虽然想对此进行医治，怎奈长期积累的问题已如癌细胞一样扩散到了苏共整个肌体里面，要妙手回春，谈何容易。

　　苏联共产党已成为历史，但是，历史是一面最好的镜子。在总结苏共垮台苏联剧变的历史教训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要树立正确的权力观，使中国共产党手中的权力真正用来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利益服务，这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注 释：

1 郭焕成：《苏联东欧剧变原因的对比分析》，载《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1992年第1期。
2 《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1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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