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毛泽东的“危机意识”与中苏同盟破裂 |
 |
时间：2009-7-24 13:45:35 来源：不详
|
|
|
。与帝国主义阵营相比，社会主义阵营则占优势，特别是共产主义运动与民族主义运动相结合，其力量大大超过了帝国主义，所以"主动权操在我们手里"。40
既然美国阵营处于弱势和被动，社会主义阵营采取更为主动和激烈的外交行动当然就是合理的。1958年夏季毛泽东在一系列他认为是根本性的问题上作出了结论。例如"谁怕谁多一点"？美帝国主义"是向社会主义进攻，还是向民族主义进攻"？紧张局势对哪一方更不利？对战争"还是怕好，还是不怕好？"等等。毛泽东的回答既有逻辑又富于鼓动性。他断言"西方国家怕我们怕的多一些"，而且力量对比对美国阵营越来越不利，帝国主义国家只是以反苏反华为借口，进攻民族主义国家，争霸"中间地带"。这种战略态势决定了"紧张局势对于西方国家不利，对于美国不利"，因为它们既不敢贸然进攻社会主义国家，又无法安稳地统治民族主义国家。最典型的是毛泽东对炮击金门的效果颇为欣赏，一方面是"金门、马祖打这样几炮，……世界闹得这样满天风雨，烟雾冲天"，如此壮观何乐而不为？另一方面是紧张局势"可以调动人马，调动落后阶层，调动中间派起来奋斗"，既然如此又何乐而不为？正是这种思考逻辑促使毛泽东兴冲冲地描述了他的"绞索政策"，即运用制造紧张局势，甚至"战争边缘"的手段，削弱美国及其集团，或者迫使其作出让步。41
毛泽东在1958年对形势的认识展示了他的危机意识中追求激烈变革与跃进的特征，表明了他对"突变"的欣赏以及由欣赏而产生的关注与追求，担心因为保守而错失机遇。用他当时的话说就是："世界上的事情就这么怪，不搞就不搞，一搞就很多，要么就没有，要么就很多。你不信这一条？比如我们打二十二年的仗，二十一年就是不胜利，而在二十二年这一年，就是一九四九年，就全国胜利了，叫突变。"他说后来新中国的粮食生产和钢、机器等的生产也是这样，突然一下就增长上去了。42
其实毛泽东从1957年的莫斯科会议到1958年不断用来论证形势大好的那些事件，如苏联发射人造卫星、中东局势紧张和美英干涉受挫、美国阵营内部的矛盾等等，在许多人、包括同样信奉列宁主义的苏联领导人看来，也远不足以说明世界形势正出现重大的转折，以至于必须加快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进入共产主义的步伐。但是毛泽东宁愿将目光更多地放在那些有利于中国甚至世界再次出现革命性发展的信息上并信以为真，他迫不及待地推动中国建设和外交的"大跃进"，并为由此而产生的动荡、紧张甚至冲突而兴奋不已。究其原因就在于毛泽东尤其担心会失去发生历史性突变的机会。
这一时期毛泽东的危机意识展示得相当全面。他尽管一再强调形势一片大好，即使出现紧张局势也不大会引发战争，但在内心同时保持着紧张和对冲突的敏感，并因此认为也要对所谓"最坏的结果"有所准备。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在"行将灭亡"的时候总要进行"垂死挣扎"，包括进行军事冒险，这是毛泽东的一贯看法。43他很可能考虑过美帝国主义集团是否会坐视中国向共产主义突飞猛进以及执行革命的对外政策，并认为必须估计美国等采取冒险行动的可能性。44所以在推动内政外交"大跃进"的同时，专门提出"要准备作战"，搞"全民皆兵"，要求"军事有一个大发展"。45同样的逻辑使毛泽东特别警惕美国领导人这一时期关于"和平演变"的言论，并断定那是"在加紧利用渗透、腐蚀、颠覆种种阴谋手段，来达到挽救帝国主义的颓势，实现它侵略野心的目的"。46
在整个1958年，苏联对外政策从发展趋势上看，与毛泽东对中国外交的调整基本上是背道而驰的。在当年元旦克里姆林宫的宴会上，布置着象征熊熊烈火的盆景，上面嵌着"解冻"两个大字。在苏联对外政策方面，"解冻"就意味着美苏缓和，和平共处。47苏共21大制定的对外政策表明，1957年的莫斯科会议以后，苏联对外政策向"缓和"的方向调整是确定不移的。不过这种发展趋势在1958年间并没有引起毛泽东特别的不满，实际上他本人在审阅《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时，还专门要求加上"与帝国主义国家和平共处和缓和紧张局势的必要和可能"。48毛泽东当时主要反对的是被认为否定了"十月革命道路"的"和平过渡"，而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