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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长安城街鼓考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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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5:45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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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p;#8226;百官志》左右街使条：“五更二点，鼓自内发，诸街鼓承振，坊市门皆启，鼓三千挝，辨色而止。”【7】（卷49，p.1286）又《宫卫令》谓：“五更三筹，顺天门击鼓，听人行”。更有甚者，至德年间，“有吐蕃自金吾仗亡命”，皇帝遂令建福门、望仙门“昏而闭”，“五更五点而启”【14】（卷8，p.171）。比起宫城、皇城诸门正常情况下“五更一点”的开启时间来说，足足晚了1小时36分。
贞元二年闰二月八日，德宗诏敕，“四月一日以后。五更二点放鼓契。九月一日以后。五更三点放鼓契。”【3】（卷71，p.1284）这里“四月一日”和“九月一日”是两个时间坐标，它们将全年的时间划分为冬令和夏令两部分。冬令期间，由于白昼短而黑夜较长，因而晓鼓的时间规定为五更三点（4时12分）。行夏令时，黑夜变短而白昼渐长，晓鼓定在五更二点（3时48分）响动。由此看来，唐代已经实行了夏令时和冬令时两种时制，这一点值得注意。
另外，由于受到报时手段的限制，加之长安城的广阔宽大，常常出现这样的情况：“六街鼓”即使准时发出鼕鼕声响，但传至外郭城的坊巷衢里，时间实际上已经延后或推迟。宝应元年（762）十月二十八日，左金吾将军臧希晏奏：“诸街铺鼓，比来依漏刻发声，从朝堂发远处，每至夜纔到。伏望今日已后，减常式一刻发声，庶绝违犯。”代宗准其所奏【3】（卷71，p.1284）。此后，六街铺鼓要求提前一刻（14分24秒）发声报时。这样做的目的，当然是为了补偿鼓声传至远郊地区的滞后误差。
三
晓鼓声响意味着长安城一日的开始，自然成为百官早起上朝的信号。穆宗长庆元年（821）韩愈在《奉使常山早次太原呈副使吴郎中》中写道：“朗朗闻街鼓，晨起似朝时。翻翻走驿马，春尽是归期。”【6】（卷344，p.3863）虽然描写的是北都太原府的情况，但也说明晓鼓朗朗，正是晨起入朝之时。白居易《早送举人入试》云：“夙驾送举人，东方犹未明。自谓出太早，已有车马行。骑火高低影，街鼓参差声。可怜早朝者，相看意气生。”【6】（卷428，p.4713）大意是说，东方初晓，天还没有发亮时，诗人出门送举人应试。自以为起来很早，但大街上已有车马行走。上朝的官员们骑着马，随从的仆人打着灯笼，使得原本昏暗的街道映出忽闪忽闪的影子。这时远方参差不齐的街鼓声传来，再看那些早朝的官员们，个个意气奋发，自鸣得意。从诗人的描写来看，晨晓街鼓响起时，正是京城百官上朝的时节。由于百官居住在外郭城的坊巷衢里中，无论距离宫城还是大明宫，都有很长的路程，所以有的官员在晓鼓之前就已经骑马动身了。
前已提到，晓鼓何时响动，完全取决于太史局的“鼓契”，而“鼓契”的发放，又来自于漏鼓的报时。从这个意义上说，太史局下的漏鼓对于晓鼓声动及由此制约的百官早朝具有重要的影响。《全唐文》卷174张鷟《漏生夜睡不觉失明天晓已后仍少六刻不尽钟鼓既晚官司失朝》载，漏生因夜晚贪睡，致使钟鼓漏报推迟，从而影响了百官上朝的正常节奏。有司作判说，“漏生驰慢，吐号乖宜，朝官颠倒于衣裳，街吏失期于钟鼓。齐君望晓，莫听钟声。京尹失时，空奔马足，漏司乖错，准法论刑”【5】（p.1773）。在夜漏将尽、昼漏即将开始的“平旦”之际，往往是京城文武百官的上朝时节，漏生此时肩负的责任就更加重大，故而漏生失职后，朝廷难免要“准法论刑”了。
唐代百官早朝的时间，文献中常见的是“五更”或“五鼓”。《太平广记》卷254引《启颜录》称，唐人崔生，“饮酒归犯夜”，被武侯捉拿。至五更初，长安令刘行敏，“鼓声动向朝”，行至街头遇见崔生，遂令松绑，释放了崔生【15】（p.1975）。又《旧唐书•元稹传》提到“每至五更朝谒之时”【2】（卷166，p.4335），说明五更是官员朝谒天子的时间。郑处诲《明皇杂录》记，杨国忠之子杨暄，举明经，不及格，礼部侍郎达奚珣害怕杨国忠降罪，遂遣子达奚抚前去劝说，“抚既至国忠私第，五鼓初起，列火满门，将欲趋朝，轩盖如市”【15】（卷179，p.1333）。这里“五更初起”是杨国忠出门“趋朝”的时间，而正式上朝面见天子自然要晚一些。因此，文献中的“五更”、或五鼓入朝其实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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