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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长安城街鼓考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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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5:45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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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贺《官街鼓》谓：“晓声隆隆催转日，暮声隆隆呼月出”【6】（卷393，p.4435），街鼓声动成为长安城晨昏报警和城门开闭的信号，自然要对禁夜制度产生重要影响。唐《监门式》云：“京城每夕分街立铺，持更行夜。鼓声绝，则禁人行；晓鼓声动，即听行。”【19】（卷8，p.172）按照《唐律》的规定，夜鼓过后而晓鼓未至之前，诸人在街上行走，即为犯夜，违反者笞打二十。又《全唐文》卷173载：右金吾卫将军赵宜巡查六街时，发现大理丞徐逖鼓绝后仍在街中行走，遂捕捉押回，并上报有司，请求杖责二十【5】（卷173，p.777）。由此看来，即使大理丞这样的官员，也是不能犯夜的。至于一般的文人学士和庶民百姓，更是惧怕犯禁了。由于这个缘故，文人学士们白天出城访友或郊游，黄昏暮鼓敲响之前必须赶回入城。韩愈有一次出门，回来稍晚，有些紧张，但“才到城门打鼓声”，虽然可以入城，但也破坏了出游的兴致【20】。《太平广记》卷484引《异闻集》载：天宝年间，常州刺史荥阳公之子，“应乡赋秀才举”，居于长安布政里，一日忽遇倡女李娃，“徘徊不能去”，乃与李娃偶坐，“久之日暮，鼓声四动”，李娃的母亲说：“鼓已发矣，当速归，无犯禁”【15】（p.3986），催促书生赶紧回去。同书卷345《裴通远》载：
唐宪宗葬景陵，都城人士毕至。前集州司马裴通远家在崇贤里，妻女辈亦以车舆纵观於通化门。及归，日晚，驰马骤。至平康北街，有白头妪步走，随车而来，气力殆尽。至天门街，夜鼓时动，车马转速，妪亦忙遽【15】（p.2734）。
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以及外朝的政治功用，承天门街鼓的声响是唐代禁夜制度的标志性信号。唐《宫卫令》曰：“五更三筹，顺天门击鼓，听人行。昼漏尽，顺天门击鼓四百搥讫，闭门。”【19】（卷26，pp.489-490）前已指出，“顺天门”即唐代的外朝承天门。每日晨晓五更三点时分（凌晨4时12分），承天门街鼓响动，城门大开，行人开始自由出入。待昼漏结束的黄昏时刻，承天门击鼓四百搥，京城城门关闭。鼓声再响六百搥后，城内的坊门一律关闭，行人也禁止夜行。正因为如此，裴远通妻女行至天门街时，听到“夜鼓时动”，加快了车马速度，以致担心坊门关闭而不能在街上行走。
即使在长安城内，坊门的开闭也以鼓声为准。按照《宫卫令》的规定，京城门关闭后，“后更击六百搥，坊门皆闭，禁人行”，至凌晨五更二点，“鼓自内发”，坊市门一起打开。居民出了坊外一旦错过了夜鼓时间，宁可忍饥受冻的煎熬一宿，也不愿入坊犯禁。天宝九载（750）夏六月，郑生遇一白衣女子，姓任氏，与之酣饮，“将晓”返回，行至坊门，“门扃未发”，恰好门旁有胡人鬻饼，郑生只好“憇其簾下”，“坐以候鼓”【15】（卷452，p.3693）。十二载冬，布政坊居民张无是，一日行至街中，夜鼓忽绝，坊门关闭，无是无奈，只好在桥下蹲了一宿【15】（卷100，p.673）。从这两则事例来看，玄宗天宝年代，唐代的坊市管理及其反映的禁夜制度极为严格和规范。毫无疑问，街鼓在其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当然，京城街鼓的发展是与长安的兴衰密切相关的。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流动人口的增加，中唐以后长安城的坊市管理有所松弛。乃至太和五年（831）出现了街鼓未动而坊门已开，或夜已深而坊门未闭的现象【3】（卷88，p.1576）。尽管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唐末，但是，坊市的发展并没有在实质上冲破街鼓的规范和约束。然自黄巢之乱后，长安城屡遭战火洗礼，宫室、街市破坏不堪，“荆棘满城，狐兔纵横”【8】（卷256，p.8320）。天祐元年（904），汴帅朱全忠指使部属将长安宫室、百司官署以及民间庐舍全部拆毁，官僚、百姓及其资财强行徙往洛阳，长安“遂成丘墟”【8】（卷264，p.8626），设于西京“六街”之街鼓至此宣告罢废，但取而代之的是洛阳的街鼓。以致天祐三年（906）闰十二月，我们看到，掌管皇城警卫的皇城使仍然坚持“鼓声绝后，禁断人行”的禁夜制度【3】（卷78，p.1423）。当时长安已经放弃，洛阳成为新的帝都和京城，城内鼓声鼕鼕，百姓照旧不得夜行。所有这些，显然是长安街鼓的遗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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