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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长安城街鼓考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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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5:45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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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比较笼统的说法。如果结合承天门的开启时间，那么百官上朝必然是“五更三筹”以后了。
广德二年九月，代宗考虑到霖雨时街道“泥既深阻”，朝官寸步难行，特许“延三刻传点”，待道路通畅以后，依照“常式”进行【3】（卷24，p.465）。传点是官署击鼓以“传事”或集合百官的特殊方式 ，标志着正式礼仪活动的开始。《通典》卷87《凶礼九•丧制之五》大祥变条：“至传点时，通事舍人各引入就位”，随后正式的祭礼活动就开始了。由此看来，遇到阴雨天气后，百官上朝可以延迟三刻，推算下来大致是凌晨5时（准确的时间为4时55分12秒）。贞元二年闰二月，德宗诏：“日出后二刻传点，三刻进坐牌”，于是百官上朝的时间延迟到5时30分左右了（确切时间为5时28分48秒） 。
元和二年（807）六月，宪宗令在建福门外建造了百官待漏院。因为百官进入大明宫的建福门和望仙门要在五更五点（凌晨5时）才能打开，但官员们天未明时大多已经来到这里，由于宫门还未打开，所以只能在待漏院里等待【16】（p.19）。由此推断，百官正式上朝必然到了日出的卯时（5~7时）了。
元和十年六月三日凌晨，宰相武元衡将朝，出静安里东门，有贼从暗中冲出，扑灭火烛，“以棓击元衡左股”。及众人呼偕而至，举火照看，“见元衡已踣于血中”，而此时“夜漏未尽”。既明，百官仗至紫宸门，有司上告，宪宗极为震惊【2】（卷158，p.4161）。乃降诏敕说：“自今以后，许寅后二刻传点”。这里“寅后二刻”即卯时（日出）二刻，这个时间早在贞元二年就已经诏敕施行，但中间可能一度废除，故而宪宗予以恢复。“及是质明后，朝骑有尚在街中者”，乃至出现了皇帝“待坐”紫宸殿良久，而“朝班未至”的现象【3】（卷24，p.468）。
现在，试对唐代官员办公（上班）的时间略作说明。先看尚书省官，“每一日一人宿直”，“凡內外官，日出视事，午而退”【3】（卷82，p.1516）。日出为卯时，应从凌晨5时算起，午为日中，考虑到午饭时间，最迟当以12时为止。如此，尚书省官员办公达6～7小时之久，但这只是公务比较少的时候。如果“官省之务繁者，不在此限”，自然上班时间更长；三院御史（台院侍御史、殿院殿中侍御史、察院监察御史）的办公时间，文献记载是“每日早入，至巳时方出”【3】（卷62，p.1087）。若将“早”从凌晨5时算起，巳为隅中，以11时为终，比起尚书省官员来说，三院御史的上班时间要少1小时。
一般来说，唐代官员的上班比较灵活。所谓“有事则直”，官员正常办公。如果“百司无事”，则“午后放归，无为守成”【3】（卷24，p.464）。天宝五载六月三日，由于时值三伏，天气炎热，玄宗乃“令宰相辰时还宅”【3】（卷53，p.917），作为对臣下的一种奖赏和恩赐。中唐以后，延英召对作为中央军国大事裁决的重要形式，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日益突出。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延英会议由于参加人数少（以宰相、谏议大夫、翰林学士居多）而比较灵活，且不受时间的限制。宝应元年（762）九月壬午，代宗御延英殿，与宰臣参议政事，“自辰至午乃罢”，是知延英召对持续了4小时。同月丙戌日，天子再次御延英殿，“会宰臣等议政事”，“自辰至巳乃罢”【17】（卷58，pp.649-650）。通常情况下，皇帝御坐两殿（宣政殿和紫宸殿）时，“宰臣及次对官奏事”，等到退朝后，“已是辰巳之间”【3】（卷25，p.476）。从这个意义上说，延英会议“自辰至巳”的时间是正常的。
延英会议结束也有特别晚的时候。如德宗时延英奏事，“虽大臣率漏下二三刻”，退朝已经很晚了。至韦渠牟为谏议大夫，“每奏事五六刻乃罢”【18】（卷160，p.2935），是知延英退朝更晚。若以黄昏戌时为“昼漏尽”来算，这样的延英会议大致在晚8时12～15分结束。同样的情况还见于宪宗元和年间。比如二年十一月，在宰相裴垍的辅佐下，宪宗躬勤政事，“自是延英议政，昼漏率下五六刻”【3】（卷53，p.916）。
地方藩镇使府官员的上班时间，黄正建《韩愈日常生活研究》一文曾有涉及。贞元十五年（799）韩愈为徐州张建封的节度推官时，他设计了自己的上班时间，即“寅而入，尽辰而退。申而入，终酉而退”。黄正建解释说，“上午5点（以后7点以前）上班，干到9点；下午3点（以后5点以前）上班，干到7点，中午可以休息” 。据此，地方官员每日办公8小时，分上午和下午两次，每次4小时，而中午可以休息。但是，京城官员的办公时间比较含糊，中央诸司机构似乎各有不同，且无上午班和下午班之分，因而中央与地方的办公时间是有很大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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