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史编纂作为新世纪的一项巨大学术文化工程，在以著名清史专家戴逸先生为编委会主任的主持下，已于2003年正式启动。这件事为海内外所瞩目，笔者在清史编纂委员会中参与部分具体工作，工作中也曾常常思考编纂清史的重大意义，清史应如何编纂，以及它与中华传统文化的关系。本文拟就这些问题，特别是《清史》纂修与中华传统文化的关系谈点浅见。

一 新修《清史》是中国历代修史传统的继续

如所周知，在全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唯有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始终绵延不断，其结晶就是人所共知的二十四史。史书作为中华文明的载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有数千年的修史传统。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构成部分的儒家文化的创始人孔子，在春秋时期一个“礼崩乐坏”的背景下，深感“世道衰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1]。由此，孔子不仅成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而且也开创了纂修史书的先河。

孔子之后，绵延几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无论是鼎盛之世，还是衰弱年代，亦或易代之际，国家（或私人）修史连绵不绝，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浓厚的历史文化意识。

一般说来，鼎盛之世和易代之世修史主要是封建朝廷主持的，私人修史则起辅助作用；衰弱之世修史大多为私人修史。但不管以哪种形式修史，第一，都表明史籍在封建社会意识形态领域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例如，封建史学家几乎无一例外地强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上下有序”的“顺礼”等级秩序，就是在思想上为统治阶级的统治制造理论根据。第二，都表明史籍所反映出来的历史文明传统，在任何时期（包括分裂割据时期），都是连接人们思想的纽带。例如，“大一统”的思想，在封建统治阶级和一般社会下层群众都深深地扎了根，成为他们维护国家统一、反对分裂割据的理论基础。

具体而言，盛世修史和易代修史，其旨大抵出于以下几个原因：第一，通过修史来表明本朝的正统地位。西汉史学家班彪、班超父子在修史中以五德终始说为依据，反复申言“刘氏承尧之祚”、“汉绍尧运，以建帝业”[2]。元修《宋史》、明修《元史》、清修《明史》都有这种情况。第二，宣扬帝王的圣功明德。这在清朝表现得最为突出，不要说《清史稿》、历朝实录，就连种类繁多的方略、纪略、会典、“三通”和“续三通”，无一不是歌颂清代帝王的圣功明德。第三，总结前朝或历代封建统治的历史经验，为本朝统治者巩固封建统治而出谋划策。这在人们所熟知的《贞观政要》和许多史籍中表现得非常明显。而乱世修史更多地表现为史家具有忧患意识，积极探求历史治乱兴衰之道的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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