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对反清革命和反清组织、志士诽谤谩骂。

有清一代，反清活动和反清革命此起彼伏。《清史稿》的作者对此大肆诽谤谩骂，例如，骂民族英雄郑成功为“海寇”，农民革命领袖李自成、李文成、洪秀全、陈玉成等为“贼”、“匪”、“寇”、“逆”；对以下层贫苦群众为核心的民间宗教谩骂为“邪教”；对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和黄兴等人也竭尽谩骂侮辱诽谤之能事。这些在《清史稿》中比比皆是。

第三，诋毁辛亥革命，鼓吹复辟清廷。

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的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从而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然而，编纂《清史稿》的遗老们却对此大肆仇恨，谩骂辛亥革命为“谋乱”；拒不承认中华民国，也不用民国纪年。例如，《清史稿》把民国元年写作壬子年、民国六年为丁巳年。

清廷灭亡以后，编纂《清史稿》的清朝遗老们如丧考妣，时刻梦想复辟清廷。据说，在讨论《清史稿》的纂修时，有的遗老竟提出把“宣统本纪”写成“今上本纪”；他们为清廷殉葬者大唱赞歌，例如，在记述汉军正白旗人李秉钧时，《清史稿》写道：“（辛亥）革命变起，（李）慨然曰‘国亡与亡，义也！第县治无官，民将失所。’召绅士议保卫，法既定，仰药死。”[15]

1912年“移宫事起，（民国政府欲）修改（清皇室）优待条件”，康有为坚决反对，上书称此举“实为民国羞也”。《清史稿》的作者称赞康有为的奏疏“悲愤动人”。

1917年清朝余孽张勋演出了一场复辟闹剧，编纂《清史稿》的遗老们对此欣喜若狂，对张勋复辟和张勋本人大加赞扬。例如，《清史稿》写到：“（张勋）临战，尽纳家属妻妾子女别室，不听避，盖自怼负国，誓骨肉俱殉。”

《清史稿》的作者对康有为和张勋的评价是：“丁巳复辟，甲子移宫，实为（清廷）逊位后两大案，而勋与有为又与清室相终始，亦不可遂没其人。明末三王及诸遗臣，史皆勿讳，今仿其体，并详著于篇，庶几考有清一代之本末者，有所鉴焉。” [16]这就是说，《清史稿》为康有为和张勋立传，就是赞扬他们对清廷忠贞无二的精神。

第四，对帝国列强的侵华罪行不予揭露。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欧美列强和日本帝国主义相继侵入中国，对中国居民大肆烧杀劫掠，任意摧残中国文化，并强迫清政府签订数十个不平等条约，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灾难。但《清史稿》的作者们抱着“为亲者讳”的理念，对“天朝大国”所受耻辱百般遮掩。例如，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沙俄“借地修路”和强占旅大、八国联军血洗北京等为妇孺皆知、中外人士强烈谴责的罪行轻描淡写；而对爱国的、具有正义感的君臣及地方官吏、下层群众的愤怒谴责和英勇反抗行为却持不闻不问，甚至敌视的态度。例如，光绪皇帝在获得《中俄密约》中文本时怒斥说“举祖宗发祥之地，而卖与俄人也”，而此话却不见于《清史稿》和官方文献，相反《清朝野史大观》倒披露了这句话。

第五，顽固抱着“华夷之辨”的观念，百般阻挠中西交融。

清朝从兴起、发展到衰亡的整个过程中，都和世界历史紧密相连的，而且越到后期，清廷越离不开世界一体化的大趋势。然而纂修《清史稿》的遗老遗少们，顽固抱着传统的“华夷之辨”的观念，宣扬“西学中原”、“中央大国”的优越感和封闭自大的心理，以及拘囿于传统自然经济基础上的贸易观，[17]即中外贸易对清廷来说，本身无足轻重，可有可无，只是用于怀柔“远人”的手段和赐予“外夷”的恩惠。这种宣传无疑在清末一体化的世界形势下，阻碍了中国人民打破樊篱，更新观念，认识世界，以至一次又一次地失去了发展进步、走向世界的历史机遇。

此外，《清史稿》在其他方面也有阙失。例如，该书没有一个主编，体例庞杂，内容重复，有一人两传者。

《清史稿》发刊后，84岁高龄的赵尔巽也说：“今兹史稿之刊，未臻完整，夫何待言。然此急就之章，较诸元史之成，已多时日，所有疏略纰缪处，敬乞海内诸君子切实纠正，以匡不逮，用为后来修正之根据，盖此稿乃大辂椎轮之先导，并非视为成书也。”[18]

《清史稿》面世以后，遭到了民国人士的斥责，当时的故宫博物院和社会各方均有意重修清史。1929年12月，故宫博物院院长李石曾具呈行政院，“列举清史稿内容反革命、反民国、不合体例等乖谬浅陋十九项”[19]，要求禁止《清史稿》发行，获得政府批准。但实际上，此禁令并未认真执行。当时人们对《清史稿》的认识不一也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

193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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