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先生，在其《关于清史稿意见书》中说：“重修清史，此自是国家应作之事。然此时国家力量恐不能顾及。且十年来史料之大批发现，史学之长足进步，皆使重修一事，更感困难。”[20]显然，他的意思并不赞成禁绝《清史稿》。1934年11月行政院呈准国民政府，聘吴宗慈撰成“检校述略”一册、检正表九册、补表六册。次年教育部、中央研究院签注意见，主张：“在该史稿未修正以前，原稿似亦不妨仍准国内书店印行，惟须责令附印吴氏（吴宗慈）之检校述略或检正表，以资纠正。”[21]清史学界泰斗孟森先生也撰文不赞成禁止《清史稿》发行，他在评论该书的史料作用时说：“清一代掌故，无有搜辑宏富，纲举目张如此书者。”[22]
总之，《清史稿》面世后人们尽管对它认识不一，评价悬殊，但重修清史的呼声在整个二十世纪中始终不绝于耳。从这个意义上说，现在正进行中的清史编纂应该是对上世纪重修清史呼声的一个良好的回答。
不可否认，清史编纂工程启动前后，社会各界及学者个人也出现了一些不同的声音，甚至提出反对意见。当然存在不同意见并不足为怪。但我们认为，国家的决定和大多数学者的呼声是正确的，清史的确应该重新编纂。这是因为：
第一， 编纂清史有重大的学术价值。
如所周知，《清史稿》只是一部有关“清史”的初稿，“仿王鸿绪《明史稿》例，称为《清史稿》”。因此它未被列为正史，也未经当时政府的承认。[23]正如赵尔巽在《清史稿发刊缀言》中所说：“盖此稿并非视为成书也。”另外，《清史稿》也存在很多谬误，已如前述。可见，要继承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重新编一部清史与二十四史（或二十六史）相衔接是十分必要的，也是当代中国学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第二， 编纂清史有极强烈的现实意义。
今天的中国是昨天中国的历史发展，今天的中国和昨天的中国又是明天的中国发展的历史基础。清朝如果从皇太极1636年建立“大清”国号起，至1911年灭亡止，共计276年。这么长的历史，既有康乾盛世的辉煌，又有因闭关锁国而落后挨打、任人宰割的屈辱，其成功、失误、教训，实足令人深思。“殷鉴不远，在夏后氏之世”。在中国历史上，清朝距离我们的时间最近，因而和当前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民族、文化等方方面面息息相关。所以在当前经济全球化和世界一体化的潮流中，要深入了解中国的国情，要加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推进中国现代化进程，就必须深入研究有清一代的历史，就很有必要编纂一部内容详尽、资料丰富的清朝历史。
第三， 当前修清史的条件基本具备。
首先，当前国家总体上看来，政治上稳定，经济上繁荣发展，财政、金融上比较宽裕，这就使国家有力量把文化建设提到一个重要地位，启动清史纂修工程。在这样的客观条件下，纂修《清史》，不仅必要，而且可能。
其次，清史研究机构迅速扩大，研究人员急剧增加，研究领域逐渐深入，研究成果日趋显著。编纂一部大型清史，就必须动员全国各地（包括台湾、香港和澳门）的学术力量协同努力。清史研究被提到了重要地位，受到政府和学界的广泛重视，呈现一片欣欣向荣的繁荣景象。从研究机构来看，据不完全统计，现在祖国大陆即有64所院校、20多家社会科学院所、20多个文博单位，香港有3所高校，台湾26个科研院所、高校有清史研究机构；从研究人员来看，上世纪初至70年代，只有孟森、邓之诚、萧一山、范文澜、郑天挺、莫东寅、商鸿逵、王锺翰、庄吉发、许大龄、李洵、戴逸、陈捷先等为数不多的专家及他们的一些学生研究清史；现在祖国大陆高校、社科院所、文博单位即有千余人，香港有20余人，台湾有400余人研究清史，他们中一半以上具有高级职称，学术日臻成熟，研究能力颇强。从研究领域来看，无论是祖国大陆，还是台湾、香港，清史研究领域日益深入，涉及政治史、经济史、军事史、宗教文化史、社会史等各个领域。从研究成果来看，祖国大陆清史研究数量急剧增多，不仅有清朝通史，而且几乎各个领域均有数量不菲的著作出版，台湾清史研究成果也颇为喜人。[24]
再次，学术资料积累日趋深厚。
编纂清史，必须要有充足的、可靠的学术资料；没有充足的、可靠的学术资料，就等于巧妇为无米之炊。近些年来，有关清史的学术资料发现、出版日渐增多，特别是档案的出版和利用形势十分喜人。如所周知，档案是原始资料的原始资料，其原始性、可靠性和真实性是其它史料所代替不了的。现存清代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档案就有2000多万件（册），分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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