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清朝灭亡至今，已近百年，但一直没有一部科学的、被列为正史的《清史》（《清史稿》虽被列为“二十六史”，但一直未被列为正史），全面系统反映有清一代的历史及其发展轨迹。为此，海峡两岸有关方面，一直很关注新型清史的纂修。

早在20世纪40年代，有一次毛泽东给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提出一个问题：满族是东北一个小民族，怎么就把中国都统治了，并且统治了二百多年，其中道理何在？他说他很想研究清史，可是现在没有时间。[4]那时，相当一批政治家、思想家、学者和一些有识之士，都在思考：清朝是怎么建立的，为什么会灭亡；清朝统治中国几百年，统治这么大面积、这么多民族，它是怎么兴起的，其灭亡的经验教训是什么。

1949年后，董必武建议编写《清史》。1959年，周恩来委托吴晗考虑编纂清史的规划。从此，直至1966年，编纂清史始终是吴晗心中首要思考的问题。首先，他大力赞成和支持国家编纂清史。吴晗说：“每一个国家、民族，都有它自己的特征。我们伟大的祖国也同样有许多自己的特征。特征之一是从有文字记载以来，私人和国家编修的国家历史，一直沿续下来，从来没有中断过。”“总结前朝的经验，以国家的名义，颁布或刊印前朝的断代史。这个好办法……一直被保存下来，是我们国家的好传统，也是历史特征之一。”吴晗对编写清史的困难有清醒的认识，并提出了许多具体可行的解决办法。[5]第二，吴晗还有一个较宏大的设想，拟设立清史馆，先从培养清史研究人才和大规模征集整理清史史料开始。第三，他在学界积极争取专家学者的支持。他先后与著名明清史专家郑天挺、著名近代史专家戴逸等人多次谈过设想并征求意见。郑天挺先生就清史编纂的体裁、篇目的具体安排和编纂要求都向吴晗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郑天挺提出，编纂清史要：“（1）摆事实，讲道理。（2）从政治、经济的总和，阐明当时的具体情况，指出社会的基本矛盾，进行具体的阶级分析。（3）宣扬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国内多数民族与少数民族、统治民族与被统治民族，一律平等待遇。尊重邻近国家的自尊心。”[6]

1965年秋，周恩来和有关部门决定设立清史编纂委员会，作为编纂清史的领导机构，委员由七人组成：郭影秋（时任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关山复（时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尹达、刘大年、刘导生、佟冬、戴逸。

郭影秋于1963年调到中国人民大学工作后，为编纂清史呕心沥血，付出了许多艰辛。第一，积极组建清史研究机构。1965年底，郭影秋授意戴逸草拟成立清史研究所的规划，意将清史研究所作为编纂大型清史的执行机构。1972年，他领导成立了清史研究小组，该小组是此后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的前身。1978年，中国人民大学在该小组的基础上，正式建立了清史研究所。郭影秋领导了所内重点科研项目《清史编年》的编写，为编纂清史做出了重要贡献。第二，强调纂修清史的意义，指导和确立清史研究项目。郭影秋把清史所的长远目标定为编纂大型清史，为了摸清楚有清一代268年的历史过程，建议先写一个简本，这个简本可以看作是大型清史的研究提纲。80年代，戴逸主编的简明清史，以及集体编写的多卷本《清史编年》，就是按郭影秋的指示，经过深入研究后推出的研究成果。第三，关心爱护清史研究工作者，为编纂清史组织队伍，积蓄力量。由上所述，正如戴逸所说：“郭影秋同志始终坚持搞清史，他对清史编纂功不可没。”[7]

70年代末，编纂清史的呼声又在学界响起。1978年1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等单位起草了《清史编纂规划（草案）》。《草案》的内容包括七个方面：一、清史研究的重要性和现状；二、任务和方针；三、体例与篇幅；四、机构；五、研究人员的培养；六、预备时期规划要点；七、编纂时期规划设想。还有四个附件：一、关于成立清史资料编纂委员会、出版清史资料的建议；二、关于为配合清史修撰而加强清代档案整理工作的建议；三、编辑清史图录的建议；四、清史（1840年以前）研究拟题。《草案》在阐述清史研究的重要意义时说：“深入研究清朝的历史，对我们分析和批判现实生活中封建主义残余的历史根源以加速我国四个现代化的进程，对于了解近几个世纪的中外关系以促进我国今后外交事务的发展，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草案》指出了清史编纂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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