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秉笔直书、广征博采的信史原则。

自古以来，中国历代史家在纂修史书时非常讲求信史原则，即“《春秋》之义：信以传信，疑以传疑”[28]。这个原则就是名垂史书的“书法不隐”，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秉笔直书。秉笔直书要求史家要有良好的史学修养，即要有才、学、识“三长”。清史在纂修中，自然也要求撰写者有“三长”的良好的史学修养，和秉笔直书的信史原则，对历史事实、尤其是重大历史事实（包括有争议的历史事实），更要给予事实求是的直书。例如，清初的太后下嫁、顺治出家、雍正继位、乾隆身世等问题，都要求撰写者在认真研究史料的基础上，得出一个比较恰如其分的、比较符合历史事实的而又比较易于为读者所接受的结论。再如，评价历史人物，也不应依据个人好恶为依据。前些时候，一篇文章说，李鸿章在与俄财政大臣维特签署《中俄密约》时，只收了维特一次贿赂，而且未落入自己腰包。作者的言下之义显然是告诉人们，李鸿章在签订《中俄密约》的过程中不应该受到谴责。这种观点就违反了历代史家讲求的信史原则。因为第一，未落入自己腰包的不义之财，本身也是违法的。第二，俄国历史学家罗曼诺夫依据俄档案而撰写的《帝俄侵略满洲史》，明确无误地指出，李鸿章先后两次接受了维特百万两银子的贿赂，另据它书记载，李鸿章将百万两银子存入了英国的一家银行。由此看来，李鸿章在《中俄密约》签订过程中的罪恶是不可饶恕的，更不要说《中俄密约》给清政府和近代中国所带来的巨大的恶劣影响了。

“广征博采”是“秉笔直书”的前提，只有先对史料进行广征博采，再经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才能得到可信的史料，然后才能成为撰写史书的资料依据。国家清史编委会于2003年先后成立了文献组、编译组、出版组，对国内外现存的清代档案、文献等进行了广泛的摸底调研，并在搜集和整理的基础上，于2005年底前出版了图书40余种、300余册。这无论对清史纂修，还是对整理保存国家文献都是一件功德无量之事，同时也为清史撰写者们提供了大量的、可信的历史资料，对他们“秉笔直书”大有裨益。清史撰写者们应广泛、细致地研究这些史料，以写出有价值的“信史”，从而使新编“清史”成为一部传世之作。

清史编纂还“要有世界眼光，要把清史放到世界历史的范畴中去分析、研究和评价。既要着眼中国历史的发展，又要联系世界历史发展的进程。”[29]

清史编修要有“世界眼光”的认识，要把清史放到世界历史的范畴中去分析、研究和评价，要用世界的眼光，实事求是地认真研究，还历史以本来面目，也就是说，我们既要着眼于中国历史的发展，更要联系世界发展的进程。作为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不管自觉还是不自觉、主动还是被动，清朝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第一次全方位地融入了当时世界发展进程。清王朝的兴、盛、衰、亡无一不是在当时的世界格局里发生的，同时也对当时世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30]

以上编纂清史的指导思想，既体现了大型清史继承中华传统文化，又体现了发展中华传统文化。由于大型清史尚未编成，这里只能再从清史编纂的体裁体例和内容设计上加以考察。

第二，从体裁体例上考察。

2003年，清史编委会的主要工作是，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有关大型清史体裁体例的大讨论，规模较大，参加讨论的人数较多。先后在北京、上海、大连、广州以及台湾的台北、宜兰等地展开了13次体裁体例的大会，700余人次与会，发出的调研大纲、调查问卷有1000份，回收率在96%以上。这期间，海峡两岸的学者分别在北京和台湾聚会三次，台湾的专家、学者就体裁体例也曾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宝贵的意见。

经过充分讨论和研究，清史编委会设计了清史纂修的主体部分和基础、辅助部分的十年总规划。主体部分是大型清史的主要内容，设置五个部分，即通纪、典志、传记、史表、图录。其中，《通纪》采用章节体，其它四部分采用传统体裁——纪传体。这种安排既符合了中华文化有关史籍编纂的传统，又体现了史籍编纂的历史发展和演变。

我们知道，二十四史主要是纪传体史书，而纪传体的优点正如戴逸先生所说，“包含量大”，能“从各个方面反映清代历史内容，体现历史发展演变的丰富性和多样性”。这样，通过大型清史的编纂，有助于人们全面了解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和灿烂文化，为加强现代先进文化建设提供借鉴经验。

    章节体是上世纪国学大师章太炎、梁启超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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