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史编纂规划（草案）》制订以后，引起了学界日益广泛的重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和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主办的《清史研究通讯》1982年第2期开辟了“关于清史编纂体例的讨论”专栏，著名明清史家商鸿逵、王锺翰教授对编纂清史都提出了非常重要的建议。

80年代初，又有人写信给邓小平，建议国家纂修清史，邓小平对此十分重视，立即将这封信批转给中国社会科学院。此时，国家正在制订社会科学的“六五”规划，清史是历史规划中最重要的项目。本拟先写一部清代人物传和一部清代通史，作为整个大型清史的主要架构，此项工作一直延续到“七五”规划。当初的社科规划基金较少，资助的力度不够以及其他原因，大型清史的编纂工程未能继续实施下去。

2001年4月6日，著名国学大师、清史专家季羡林、任继愈、王锺翰、戴逸、李文海等教授再次呼吁编纂清史，得到社会科学界的积极响应。

2002年11月，在国务院办公厅的指导下，组成了清史编纂领导小组。12月12日，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成立，并在京召开了第一次工作会议。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由清史学界的专家学者组成，戴逸教授出任编委会主任，全面负责清史纂修的学术组织工作。至此，久所期待的清史编纂工程正式启动。

与此同时，台湾省有关方面对清史编纂也予以很大关注，并付诸于行动。

1961年10月，台湾省以清史编纂委员会名义出版了《清史》一书，共八册。该书就《清史稿》体裁、立论、书法等均有所匡正，对清史编纂工作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但该书对于《清史稿》“底本及诸重要史料，则多未能悉睹，仓促成书，脱漏舛讹，在所难免”[9]。这就是说，《清史》一书的编纂者都承认，该书的编纂是不成功的。实际上该书分为两编，正编529卷，补编21卷。其中，补编将郑成功、洪秀全放入“载记”也是不妥的。再有，该书中也不时露出如德宗“崩”的封建字样。

1986—1991年，台湾又出版了十六巨册的《清史稿校注》一书。该书以数十位台湾学者的努力，对70多年来一直牵动海内外人心而争议颇多的《清史稿》进行了一次全面清理，共出校四万条注文，300余万字，涉及方方面面的问题。该书的出版对《清史稿》的研究整理，作出了重要贡献。但该书囿于各种条件，只能采取“不动原文，以稿校稿，以卷校卷”[10]的办法，加新式标点，因此正如清史专家张玉兴先生所说，该书存在着明显的不足，留下了不少缺憾，诸如校订不细，校订标准不一，一些重要文献遗漏或未被征引，遗漏与错误所在多有，甚至有些明显的错误亦未出校，有些出校的又系编纂者的错误。[11]

二 继承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有必要科学地总结有清一代的历史

要继承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就不能不对清朝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做出准确评价。

对清史的定位，不同时期的人们有不同的看法。由清朝遗老编纂的《清史稿》，为了证明清朝的统治是正确的，其定位是清朝天子是圣明的、功迈千古的，清统治的三百年间造福了苍生百姓，因而极力歌颂它的光辉一面；辛亥革命时期的革命党人出于推翻清朝统治的需要，把清朝统治描写为一个血腥的、残暴的、腐败的、落后的皇朝，因而尽情揭露它的黑暗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对清史（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研究的角度，是从反帝反封建而言，因而对清朝的评价都是负面的；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对清史逐渐有了一个比较全面的认识，但是，仍然存在着一些值得商榷的观点。例如，有人认为，如果没有清朝的入关和清朝对全国统治的确立，那么中国就不会处于近代那种落后挨打的局面；另外有些人认为，清朝的闭关政策和固步自封自大的心理对中国社会发展的缓慢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显然，对清朝定位的准确与否，是清史编纂、尤其是通纪编纂成功与否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