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地方武力不仅常常挤压政府的权威，而且还会同政府发生权力和利益的冲突。民国初年珠江三角洲的“护沙”机构的变化，就是政府与基层权力机构、军队与民团争夺缉捕权和征税权的典型事例。

　　位于珠江口的“东海十六沙、西海十八沙，膏田万顷，向为盗匪出没之所”[48]。清朝咸丰年间，顺德县豪绅罗ｄūｎ@①衍、龙元僖建立东海十六沙护沙公约，又称护沙局。顺德士绅控制的东海护沙局主要靠向农民抽收经费维持，成为顺德士绅维持其特权地位的武力。东海护沙局，号称有勇丁千人，超过清朝驻守顺德的巡防营兵额。但到了清末民初，护沙局被指责苛抽捕费、欺压居民、捕务废弛、包庇贼匪。在防御盗匪方面完全失去了作用[49](p524)。

　　因为东海十六沙大部分沙田地处香山，所以发生顺德、香山两县争夺护沙权的问题。民国初年，革命党人掌权的广东军政府为了削弱士绅的势力，下令裁撤东海护沙局，严禁顺德士绅继续征收护沙费，把护沙权收归政府[50]。因为护沙费数额巨大，所以，日后政权虽有更迭，但官办官管的局面继续下来。官府派出护沙营驻扎沙田区负责维持治安及清剿盗匪事宜。

　　到了1919年10月，香山籍港商陈赓虞向督军莫荣新上书要求改变护沙制度，在香山废除护沙营制，规复沙田自卫团练。他指责护沙营不能防盗，而且勒收行水、抢劫居民。在上书中，他提出一个香山沙田自卫章程，内容包括设立香山全县沙田自卫总局，由督军派出督办，以县长为会办，但真正掌握实权的护沙局正副长由香山自行选举[51]。莫荣新虽然表示会考虑陈的意见，但这一改变触及护沙处官员的利益，遭到很大阻力。实际上陈赓虞的建议并没有被采纳。在陈炯明回粤驱逐桂系之后，东莞、顺德、香山、新会四县的沙田“业户”在1921年5月以政府的护沙统领部“护沙害沙”为理由，要求政府取消官方的护沙机构[52]。1922年初，东莞、香山、新会、顺德、番禺五属沙田公会甚至表示愿意每亩抽4角共缴交56万元作为护沙军队收束费，“此后五县沙田照旧归各该县原有自卫机关自筹自卫，所有官办之护沙营队即行裁撤”[53]。沙田“业户”的要求被接受，广东省长公署发布训令：东、顺、香、新沙田另外设法筹卫，护沙营队“亟应从事收缩”[54]。然而，所谓沙田自卫，只是反映了这几个县士绅的利益和要求。各种军队都想染指巨额的护沙费。1924年，桂军严兆丰在东莞县征收护沙费，被指责为有越权限[55]。另外一些桂军部队在宝安县委任护沙局长和清佃局长，目的也是要争对沙捐的征收权[56]。孙中山的政府曾考虑撤销沙田自卫，“组织党军，改编团勇以扶助劳农”[57]。到在平息了商团事变之后，孙中山颁布大元帅训令，指出“查沙田自卫办理不善，实缘土豪劣绅藉充自卫局长、董，抽收捕费，图饱私囊。于沙所治安转至不顾，以致沙匪充斥，劫掠频闻。农民不能获益，转受其害”；决定撤销各属沙田自卫局，改组成农民协会，经费由护沙费中拨给，会长、会董由农民选举，将所有护沙自卫团甄别收编，由政府派出军队保护沙田[58]。农民协会虽然建立了，但士绅掌握的护沙武装看来并没有撤销。据曾经担任东莞明伦堂总董的叶少华回忆，在1924年后由他经办，支出了一笔开拔费使驻守沙田的桂军严兆丰部撤出，而自卫局长就由李福林部下的一名旅长兼任[59](p15—17)。

　　乡村地区的商团、民团成为政府难以控制、人数众多的武装，同军队、政府之间经常发生冲突。各地的乡团在广东的战事中，根据自身的利益决定对交战双方军队的态度，有时表现出相当强的战斗力。1923年4—5月间，沿粤汉铁路的乡团协助孙中山的军队对沈鸿英作战，受到孙中山的表彰[60]。新丰县西区的乡团将率部偷袭英德的陈炯明部团长颜国华俘虏，并缴获机枪一挺[61]。而仁化县的团防，则以武力拦阻听命于孙中山的湘军谭延ｋǎｉ@②部[62]。在1924年的商团事变中，在陈恭受直接指挥下各县、镇、乡(主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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