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清末广东的公局，不仅拥有武装，而且在乡村基层社会行使立法(往往以乡规等形式)、征税(以捐、费名义)、缉捕、审判、仲裁等权力，如同基层政权。民国初年广东的乡村基层权力机构名称或许变化，但运作与职能同清末的公局相近。不过，两者又不可视作等同。在清朝时期，局绅的遴选需要得到县令的认可，至少在表面上，他们对朝廷是效忠的。但民国最初十余年，广东对北京的中央政府在多数时间是独立或半独立的，且有数年广东全省实际上并未能统一在一个政权之下，省政府对各县也不能充分行使权力。广东这种特殊的政局，使地方基层权力机构的头面人物无需也无法向某个中央政府效忠，他们地位的“合法性”主要不是靠各级政府的任命(尽管政府有此要求)，而是利用各级政府权力的失坠，完全凭借自己的实力而来。传统士绅通过纲常理念，通过同年、同门、同僚等关系，从住省城的大绅到各地的乡绅，构成一个人际的网络，官府大体可以利用这个网络对基层权力机构实施一定的控制。但民国初年，广东是传统士绅受打击较重的省份，清朝时期的大绅很少有机会在省一级政权中任职，省、县政府也未能重建一个可供利用的士绅人际网络。各地乡绅自行建立范围较小的联系，后来则企图依靠乡团、商团的武力建立一个维护自身利益的网络。这样，民国初年广东各地乡村基层权力机构较之清末有更多的独立性。从商团事变前后的史料反映出，县政府对乡村基层权力机构已基本上失控，省政府、大元帅府对此也无可奈何。

　　民国初年广东土地赋税征收的情况，多少可以反映出省、县对乡村基层社会的控制程度。按民国3年规定，广东应征田赋额(地丁加民米)每年为4214016.3元，但从民国元年度到15年度，15年间田赋实际收入平均每年只有2498174.7元，还不到民国3年规定数的60%[65](p11—12、102—107)。沙捐征收的情况更能说明问题。清末在广东的沙田开办沙捐，原定征额是每亩2钱银，考虑到各种阻力，原设想每年的征额为40万两，但第一年只收到13万多两，“嗣后岁有增加，亦未能尽合原估之数”[66]。民国以后，沙捐的实际征收额更远少于清末，民国3年度到民国14年度，广东省政府实际收到的沙捐平均每年只有区区89355.4元，而据1928年已清丈南海、中山、顺德等8个县的沙田(南海、东莞尚有部分沙田未列入)就达29735顷[67](p162—163、195—199)。即使按这个不完全统计的沙田亩数，12年间省政府每年从1亩沙田收到的沙捐只有大约0.03元。而且，无论是军阀还是革命党人的政府，征收田赋、沙捐往往还得直接依靠军队。农民所交纳的田赋、沙捐，不会少于清朝时期，不过，除部分被县一级政权染指外，大部分都落到了基层权力机构的实力派人物手中。珠江三角洲的沙田区，这类人物特别多，所以，他们所征收到的款项远超过政府。例如，1912年晚造，顺德县的盗匪和兵匪难分的机构，规定每亩交1元始准收割，据说该造就收入六七十万元[68]。东莞县道 乡刘伦、刘苏，原为盗匪，1925年时归属陈炯明，“向就势力范围以内向各区征收田亩捐，每造收入约可得款二十万元”[69]。

　　广东基层权力机构，也同民国初年广东社会的进一步军事化有密切联系。晚清广东团练与地方军事化的问题早已引起学者关注。(注：参看孔飞力著、谢亮生等译：《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修订版)》。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近年的还有杨念群：《论十九世纪岭南乡约的军事化》，北京：《清史研究》，1993年第3期。)在清朝文官统率武官的政治环境下，有传统功名的士绅只需要间接控制地方武装。民国初年以后，从中央到地方都是直接掌握武力的人物作主导，有枪才有发言权。没有军事能力的士绅，有时只能让位于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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