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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中国人走向世界已是极为平常的事情了。可是当我们把目光回溯到一百多年前,中国闭关自守的大门刚被西方列强敲开的时候,主动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的中国人尤其是政府官员,却是凤毛麟角、屈指可数,而且步履是那样蹒跚踉跄。本文试图以清政府官员从19 世纪60 年代至20 世纪初的三次大规模集体出洋为例,比较其出洋的背景、动机、成员、活动及走向世界的效果、影响,进而探讨晚清中国官员走向世界的轨迹。
蒲安臣使团(1868 —1870)———由洋人带队的中国第一个外交使团
晚清中国官员初次集体出洋、跨出走向世界和国际社会的第一步,应是清政府1868 年派赴欧美的第一个正式外交使团———蒲安臣使团。尽管在此前二年即1866 年,清政府曾派前山西襄陵县知县斌椿率其儿子和三个同文馆学生,随回国休假的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赴欧洲游历,开了晚清官员出洋的先例,不过那仅仅是一次试探性的观光旅行。
清政府首次向海外遣使乃形势所迫,同时也颇具戏剧性。19 世纪60 年代以来,西方列强陆续派遣公使常驻北京,而中国却尚未遣使出洋。清政府已深深感到:“近来中国之虚实,外国无不熟悉,外国之情伪,中国一概茫然,其中隔阂之由,总因彼有使来,我无使往。”①尤其是1858 年《天津条约》规定的
① 《筹办夷务始末》, 同治朝, 卷50 , 北京, 故宫博物院影印本,1930 。
十年修约之期将至,清政府担心西方列强趁修约之机“索要多端”,急欲事先遣使笼络各国。可是使臣的遴选和中外礼仪纠葛却成为两大难题。无论是未出过国不通外语的总理衙门官员,还是毫无外交经验的同文馆师生,都不堪当此重任。“若不得其人,贸然前往,或致狎而见辱,转致贻羞域外,误我事机。”①
正当主持总理衙门外交事务的恭庆王奕䜣和文祥等大臣百般焦虑、忧心忡忡之时,在欢送卸任美国公使蒲安臣的宴会上,听到蒲安臣表示“嗣后遇有与各国不平之事,伊必十分出力,即如中国派伊为使相同”② ,奕䜣等不禁灵机一动,何不干脆请洋人为使呢? 既可达到遣使出洋的实效,又能避免中外礼仪的纠葛。在取得蒲安臣的同意和赫德的支持之后,奕䜣正式向朝廷上奏“请派蒲安臣权充办理中外交涉事务使臣”。奏折中赞扬前美国公使蒲安臣“其人处事和平,能知中外大体,遇有中国为难不便之事,极肯排难解纷”,并且说明,由于中外礼仪不同,“用中国人为使臣,诚不免于为难,用外国人为使臣,则概不为难”。③
于是,开始组建清政府第一个外交使团。前美国公使蒲安臣摇身一变,成了中国皇帝的钦差、率领中国外交使团的“办理中外交涉事务大臣”。为了维护大清帝国的面子,清政府又任命了两名级别不太高的总理衙门章京———记名海关道志刚和礼部郎中孙家谷“赏加二品顶戴”,也以同样的名义,会同蒲安臣办理中外交涉事务。为了不得罪英国和法国,寻求列强之间的平衡,又特地聘请英国驻华使馆翻译柏卓安和法籍海关职员德善分别担任“左协理”和“右协理”。此外,使团还包括中国随员、译员(大部分是同文馆学生) 等共约三十多人。
蒲安臣使团于1868 年2 月25 日从上海出发,先乘船横渡太平洋到美国,访问了旧金山、纽约、华盛顿等城市。然后又横渡大西洋赴欧洲,访问了英国、法国、瑞典、丹麦、荷兰、普鲁士、俄国、比利时、意大利、西班牙等国。直至1870 年10 月18 日回[1] [2] [3] [4] [5] [6]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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