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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就立意不高、目标不明确。当时总理衙门制定的《游历章程》,仅仅着眼于海外调查考察,要求游历使“将各处地形要隘,防守之大势以及远近里数、风俗、政治、水师、炮台、制造厂局、火轮舟车、水雷炮弹,详细记载,以备考查”①,并没有指出求知识于世界、借鉴外国经验等更远大的动机和目标,也没有把这批海外游历使真正作为外交人才来加以培养、锻炼、使用。因此,他们回国后仍然是回到六部或是派遣地方任职,而不是考虑利用他们通过这次宝贵的海外游历实践获得的海外知识和外交经验,发挥其外交人才的作用。12 名游历使中竟没有一个出任外交官,著述最多的傅云龙和刘启彤也不过加赏二品衔以道员分派北洋,任北洋机器局和海防支应局的会办。
第二,受到保守势力和社会偏见的打击压制。早在选拔考试和派遣出洋时,已有人冷嘲热讽,讥笑这些官员是因为在六部提升无望,才冒险以海外游历为升官捷径和出路。游历使在海外期间又有人造谣诽谤,诬告他们谋取私利、行为不端。待游历使快要回国时,又有人妒忌他们可能得到格外保举升迁太快。御史何福堃甚至专门上奏,要求“请薄其奖叙,即有佳者,只可发往南北洋当差”。以致他们回国后,总理衙门不敢提拔和重用他们出任公使等外交职务。
第三,与海外游历使本身的地位及素质也有关系。
这次选拔和派遣的海外游历使级别和地位太低,只是五六品候补官员,人微言轻,其言论和著述难以产生更大影响,甚至连所到游历国家也常加以轻视怠慢。游历使们周游世界辛辛苦苦写下的调研报告交到总理衙门后,大多被束之高阁,有的书后来还是他们自己花钱印刷出版的。另外,他们基本上都是科举出身传统文化培养出来的旧学人才,西学和外国知识很少,更缺乏外交经验而且不通外语,因此在国外调查与交流都遇到很多困难。
第四,受到经费的制约并与驻外使馆发生矛盾。
清政府由于财政困难,拨给游历使出洋的经费不足,而且这笔4 万两银子经费还是从各驻外使馆人员经费中克扣出来的(每人节省20 %薪俸) ,因此造成驻外使馆人员与游历使间的矛盾,有的使馆不仅不提供方便反加种种刁难。由于以上种种原因,1887 年清政府派遣海外游历使集体出洋的盛举,尽管又跨出了走向世界的一大步,甚至南美洲偏僻之地都出现了中国官员的身影。可是此举最终对中国政治、外交所起的作用和影响不大,致使这批风尘仆仆、历尽千辛万苦周游世界的海外游历使多数在历史上默默无闻,渐渐被世人遗忘。这次走向世界的盛举也逐渐湮没于历史的尘埃之中而鲜为人知了。
五大臣出洋(1905 —1906)———王公大臣走出国门考察政治推动立宪
19 世纪末至20 世纪初,随着清末新政改革的需要和推动,晚清官员出国游历考察逐渐形成风气,而且出现要求王公大臣出洋的呼声,考察外国政治特别是宪政,也被提上日程。1905 —1906 年的五大臣出洋,标志着晚清中国官员在走向世界的历程上又迈出了一大步。
早在1895 年,张謇为张之洞起草的《条陈立国自强疏》中就建议“, 亲贵大臣及满汉世家子弟,尤宜选其贤者,遣出游历”,因为“风气自上开之,视为下者事半功倍”。② 1898 年,戊戌维新期间,康有为特地代御史杨深秀起草了《拟请派近支王公游历折》。礼部主事王照甚至上书请光绪皇帝奉慈禧太后东游日本“, 借以考证得失,决定从违”,结果被顽固派大臣斥为“用心不轨”。
20 世纪初,经过了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战争,清王朝内外交困,统治摇摇欲坠。1901 年1 月,镇压过戊戌维新的慈禧太后被迫宣布要“取外国之长”以“补中国之短”,实行变法新政。③ 同年,张之洞、刘坤一联名所上《江楚会奏变法三折》中也明确提出“拟请敕派王公大臣”分赴各国游历。其理由是“, 亲贵归国,所任皆重要职事,所识皆在朝之达官,故其传述启发,尤为得力”。④ 1902 年以后,逐渐出现官员出洋游历尤其是赴日本考察的热潮,对推动清末新政的进展起了一定的作用。
1905 年,由于日俄战争和民族危机加深的影响,要求立宪的舆论日益高涨,驻外公使和地方督抚也纷纷奏请仿效日本及欧美政治,实行君主立宪。清廷决定派王公大臣出洋,深入考察欧美及日本等国政治,归国报告后再做决策,于是就有了1905 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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