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通满、蒙、汉语的巴克什大多是海西女真人。历史上，海西女真与蒙古人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16世纪中期，居住在呼兰河、汤旺河流域的海西女真人分别迁到乌拉、辉发、叶赫、哈达河畔，他们与当地金代女真人后裔，以及蒙古土默特姓人杂居共处，分别形成乌拉、辉发、叶赫、哈达四部。其中叶赫部，据《清太祖武皇帝实录》记载：其始祖为蒙古人，本为土默特氏，14世纪中期灭掉原居住扈伦地区的纳喇部，占据其地，遂改为纳喇氏，并受当地纳喇氏女真人风俗的熏陶，使用女真语。16世纪后期，哈达部沿哈达河（今辽宁省西丰县小清河）一带居住，南与辽东地区汉族相邻，西与蒙古科尔沁部接壤，在日常交往中，哈达部女真人逐渐学会使用汉语和蒙古语。前文中提到的都英额地方，据《盛京通志》载：都英额在兴京（辽宁新宾永陵）东北一百五十里、开原东南二百一十里。据此，可知都英额应属哈达部。由于历史、地理等多种原因，一些海西女真人兼通满、蒙、汉三种语言。太祖时，赐号“巴克什”，除女真人（满族）外，还有蒙古族人，如武纳格，“姓博尔济吉特氏，其先居叶赫，后隶蒙古正白旗。太祖高皇帝创业兴京，诸蒙古向化，武纳格率七十二人来归。有勇略，通蒙古文及汉文，赐‘巴克什’号”23。

赐号“巴克什”在天命年间居多，以后渐少。根据笔者所掌握的资料，在顺治五年（1649），原国史院大学士刚林，“以赞理机务忠勤懋著，授三等男，赐‘巴克什’号”24。以后则未见。

巴克什是特殊历史时期的产物。明代东北地区女真人善骑射，尚勇武，但文化落后。明万历十一年（1583）努尔哈赤起兵为父祖复仇，随后兼并女真各部，建立后金政权，攻占辽东，定都沈阳。在几十年征战中，努尔哈赤意识到，武将们驰骋疆场，南征北战，同时，儒臣也必不可少。他需要他们参与谋划、记录档册和史事、发布政令、军令及公文、开展教育，培养人才。特别是后金政权建立后，处于三大敌对势力包围之中：南有明朝，东有朝鲜，西有蒙古。后金为剪除进攻明朝的后顾之忧，先后征服了漠南蒙古和朝鲜。在与蒙古及朝鲜的频繁交往中，后金政权亟需一批兼通满、蒙、汉语的儒臣。当时努尔哈赤身边不乏汉儒生，如龚正陆、宁完我、范文程等。但努尔哈赤不信任汉人，尤其到了晚年，其仇视汉族知识分子的心理日益加重，认为“种种可恶，皆在此辈，遂悉诛之”25，于是，一批满族文人受到努尔哈赤的提拔和重用。

就是在这种特殊历史时期、特殊历史背景下，巴克什应运而生。他们是满族早期文化的代表，是满族文化的先驱。他们不负众望，用其知识和智慧在清开国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业绩。

二、巴克什的历史功绩　

后金时期，凡缮写对明朝、蒙古、朝鲜文书，奉使周边地区和邻国，登记档册，收纳章奏以及联络汗与诸贝勒事务等文职工作，均由巴克什负责。除上述日常工作之外，赐号“巴克什”更承担了艰巨而重要的任务，对满族文化的崛起及后金政权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满族文化的先驱。努尔哈赤兴起前，东北各部女真人处于相对独立状态，文化落后，没有文字，没有教育，更无典籍。随着努尔哈赤统一女真事业的发展，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正在形成，对文化的需求也日益迫切。发展民族文化首先要解决语言文字问题，其“时满洲未有文字，文移往来，必须习蒙古书、译蒙古语通之”26。操女真语而书蒙古字，这种语言和文字的矛盾给努尔哈赤内政外交带来诸多不便，也是发展民族文化不可逾越的巨大障碍。

女真人原有文字即女真字，它始创于金朝初年，有女真大字和小字两种。随着金亡元兴，在女真地区，先是蒙古文和女真文并行，尔后女真文衰落，至明朝中期已渐失传，临近蒙古地区的女真人改用蒙古文。努尔哈赤兴起后，对内，向女真人发布军令、政令、记注政事使用蒙古文；对外，与明朝、朝鲜的文移往来也使用蒙古文。创制与自己母语相和谐的文字迫在眉睫。于是，努尔哈赤于已亥年（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二月，命巴克什额尔德尼和扎尔固齐噶盖仿蒙古文创制文字，于是，一种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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