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满文诞生了。初创满文没有圈点，故后人称之为“无圈点满文”，或“老满文”。老满文在女真地区推行33年，发挥了巨大作用。由于初创，缺乏经验，老满文存在一些亟待改进的问题。天聪六年（1632）三月，皇太极命巴克什达海改进老满文，指示：“国书十二头字，向无圈点，上下字雷同无别。幼学习之，遇书中寻常语言，视其文义，犹易通晓，若人名、地名必致错误。尔可酌加圈点，以分析之，则音义明晓，于字学更有裨益矣”27。达海受命对老满文“酌加圈点，分别语气。又以国书（满文）与汉字对音未全者，于十二字头正字之外，增添外字。犹有不能尽叶者，则以两字连写切成，其切音较汉字更为精当。由是，国书之用益备”28。改制后的满文称为“新满文”，或“有圈点满文”。巴克什额尔德尼、扎尔固齐噶盖及巴克什达海用智慧和心血创制和完善了满文，达海尤其“以增定国书，满洲群推为圣人”29。达海是太宗时文馆领袖，改进满文后不久病逝，年仅38岁。这位“圣人”死殓时“求靴无完者”，找一双完好的靴子都没有！其一生可谓勤敏清廉。
满文自创制之日起，即在女真地区广泛推广使用。巴克什又承担起传授满文的责任。天命六年（1621）七月十一日，努尔哈赤指示：作为八旗师傅的八位巴克什，无须涉足他事，专心教习子弟，使之通晓书文便是功30。满文的推广和学习很快取得了成效，《满文老档》天命六年（1621）七月十九日条载，“每牛录各派十人写档子”31。若按照《满文老档》天命六年（1621）二月记载的230个牛录计算32，八旗应有2300人写档子。可见，从已亥年（1599）创制满文，到天命六年（1621）仅20年时间里，已有相当一部分女真人掌握了老满文。至太宗时,更以行政手段强化满文的使用，使满文功效得以充分发挥。太宗命巴克什翻译汉文典籍，用满文记注政事，撰写诏令、庆贺表文及其它文移等。设立八旗学校，令八旗子弟学习满文。
满文的创制与颁行，促进了满族文化事业的大发展。对一个民族而言，没有文字，就不可能形成本民族文化，更不可能推动文化向前发展，只能永远停留在原始的口碑阶段。所以，巴克什额尔德尼、达海等人创制满文为满族文化兴起和发展开拓了道路。满文之创制解决了满族人学习文化的文字障碍问题，推动了满族教育事业的发展。同时巴克什用满文译书、记录政事、编写历史，又是满族文化崛起和发展的突出标志之一。至天聪六年（1632），达海等人已译成的汉文典籍有：《刑部会典》、《素书》、《三略》、《万宝全书》。天聪十年已完成的《清太祖武皇帝弩儿哈奇实录》，应是满族文化史上第一部史学的开山之作。尽管有汉儒臣参与编修，却是以满洲巴克什希福、笔贴式刚林等人为主，以巴克什额尔德尼、达海、库尔缠所修《老满文档册》为蓝本，用满汉文写成，具有重大的社会价值。这时期，用满文记事的档子、各种文件，汇编成后来的《满文老档》，记述了自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至清崇德元年（1636），共30年间，太祖、太宗两代人艰难创业的历史。它是满文化的重要遗存，是我们研究这一时期历史的珍贵史料。
巴克什创制满文、传授满文、翻译典籍、记述历史，实具开创满族文化新纪元的意义，开满文化发展之先河，成为满文化之先驱。
满汉文化交流的使者。巴克什兼通满、蒙、汉语，与汉人交往频繁，翻译汉文典籍，为满汉文化交流做出了杰出贡献。太祖时期，巴克什职司尚未明确划定，只是在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不成文的分工：达海负责翻译汉文典籍、缮写对明朝及朝鲜方面的文书，办理交涉。额尔德尼、库尔缠等记注国家军政大事。
太宗即位后更定官制，天聪三年（1629）四月，设文馆，分定文臣职司：“儒臣分为两直，巴克什达海同笔帖式刚林、苏开、顾尔马浑、托布戚等四人翻译汉文典籍；巴克什库尔缠同笔帖式吴巴什、查素喀、胡球、詹霸等四人记注本朝政事，以昭信史”33。太宗置文馆，其主要目的有二：一是通过翻译汉文典籍，借鉴汉族的政治、军事经验。二是记注本朝政事，总结执政之得失。至天聪六年七月，达海等人已译成《刑部会典》、《素书》、《三略》、《万宝全书》，正在翻译的有《通鉴》、《六韬》、《孟子》、《三国志》、《大乘经》。
巴克什翻译汉文典籍为在满族社会传播汉文化做出了贡献。首先。清（后金）统治者从汉文典籍中吸取统治经验。皇太极执政时，一面力图维护满族传统文化，一面倡导汉文化，仿明制建政；崇儒家而求思想划一，接受并宣扬“皇天无亲，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