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含量很低，努尔哈赤诸子及众将都是不识字的文盲，唯有皇太极“仅识字”54。在这样一个重武轻文的民族里，兼通满蒙汉语的巴克什为数很少，也算是难能可贵了。他们应运而生，承担起后金政权的全部文职工作，辉煌一时，对后金政权的建设尤其是满文化的崛起做出了重大贡献。至太宗时，社会形势巨变。清政权已由后金时单一的满族政权改建成满蒙汉联合政体，整个东北地区以及内外蒙古“远迩诸国，在在臣服”55。此时，太宗皇太极需要的是，能为他建立封建国家政体和入关夺取全国政权献计献策的人才，并且是大量的优秀人才。而巴克什由于自身文化水平低，不具备谋划军国大政的素质，其人数又少，所以，无论是巴克什的数量和质量，都已经不能满足皇太极的需求，而逐渐被汉儒臣所取代，致使巴克什在舞台上 的身影日渐减少，至清入关后，则基本消失。唯有顺治五年（1649），大学士刚林被赐以“巴克什”号56。刚林之后，巴克什遂告绝迹。自身文化水平低下，终被汉儒臣和新型满文化代表所取代是巴克什消亡的根本原因。
其外在原因是，后金（清）政权的文化内涵发生重大变化及大量汉族儒臣加入后金（清）政权。太祖时，后金是满族的单一政权，文化也是由女真向满族过渡的单一的粗俗文化，巴克什正是这种文化的代表，此时，历史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大显身手的广阔空间。太宗即位后，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他创建汉军八旗和蒙古八旗,变单一的满族政权为以满族贵族为核心、满蒙汉贵族地主联盟的多民族政权。他一改其父努尔哈赤排斥甚至敌视汉族知识分子的政策57，广泛吸纳大批汉官、汉将及其知识分子加入清政权。在这一政策的感召下，明朝的士大夫与儒生即知识分子纷纷弃明归清。特别是在明清（后金）战争中，更有一批又一批汉官汉将自愿投诚投降，有的被俘而后降。太宗一律接纳，授予官职，给以特殊待遇。如，天聪五年（1631），后金攻取了大凌河城（今辽宁锦县），收降汉官达150余人58。七年，明将孔有德、耿仲明率一万余人、各级将官100余人，航海归降59；第二年，又有明将尚可喜率领近万人归附后金60。崇德六年—七年（1641——1642），明清于松山、锦州一带展开战略决战， 攻取了塔山4城，前后有数百名汉官汉将降清61。清入关前，加入清政权的汉官及知识分子以千计，而其降清（后金）的士卒则以万计、数万计；从战争中及从关内掠来的与投降的汉人（其中也有儒士），则以十万、数十万计！凡降清（后金）者，太宗皆量才录用，原在明朝有职务的，一律按原官原职甚至超过原级别授予新职务。其中，有不少是高级人才、高职务的汉官，被选拔到中央机构，进入统治集团，直接参与国家军政决策。如天聪十年（1636）三月，太宗改文馆为内三院，范文程、宁完我、马光远、高鸿中、鲍承先、王文奎、高士俊、李栖凤等一批汉官、儒臣被选入内三院任职，成为统治集团的成员62。他们以深厚的儒学修养和杰出的才干而受到太宗的宠信，充当了他的心腹和可靠的谋臣。汉官儒臣大批加入清政权，产生了两个重大的历史后果：其一，从民族成份上说，打破了满族贵族一统天下的政治格局，促使清（后金）政权的体制发生重大变化；其二，从思想与文化的意义上说，又打破了满族巴克什（后改称笔贴式）在清（后金）政权中的主导地位。汉官们既是官员，又是熟读经书，具有高深文化修养的知识分子，至于没有任官职的儒生，亦出身于知识阶层，称读书人，具备相当的文化水平。他们加入清政权，同时改变了该政权的文化构成成份，把汉文化带进政权内部，并进入满族社会。当后金政权进据辽沈地区即辽东地区，置身于广大汉人的生活环境，亦推动汉文化逐渐起到主导作用。于是，满族文化与汉文化开始融合，形成满族文化的“汉化”趋势，这在满族社会中已经明显地表现出来。上自满族王公贵族，下至满族平民，普遍讲汉语，仿效明朝服饰，喜穿汉人服装，而满语、满族服饰渐被本族人轻视。就连巴克什达海、库尔缠这样著名的满文化的代表人物，也一心向往汉文化，甚至屡次劝太宗改变满族衣冠，效法汉人服饰。可见满文化“汉化”已成一种时尚，表明其发展趋向大有不可逆转之势。这一文化现象，生动地证明汉文化不仅在清政权内部，也在满族社会生活中逐渐取得优势，占据文化的主导地位。
做为最高统治者，太宗比其父努尔哈赤更向往汉文化。他深知汉文化博大精深，蕴藏着强大的精神力量，欲建立对汉人的巩固统治，特别是将来入主中原，一统天下，必须依赖汉族地主阶级与士大夫阶层及其汉文化，否则，就难以立足。因此，他确立了“以汉治汉”的战略思想，如上已指出，他大量招收汉官儒臣，壮大其政治实力；同时，他倡导汉文化，令达海等翻译汉文典籍，颁行国中，做为治国的准则和学习文化的教科书，仿明制建政，举行科举考试，录取成绩合格的满、蒙、汉生员；接受儒家重本抑末的思想，以农为本，发展农业经济。他还用汉族的传统文化，倡导移风易俗，改革满族的陋习恶俗等等。太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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