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使蒙古、朝鲜。太祖太宗时期，巴克什除在文化上做出突出贡献外，还充当了联络漠南蒙古诸部及朝鲜的使者，他们主要是额尔德尼、硕色、希福、索尼、库尔缠、达海等。后金兴起后，位于后金右翼的漠南蒙古林丹汗等，与明朝缔结了共同抵御后金的盟约，只有征服漠南蒙古，才能解除后金进入辽沈地区的后顾之忧。努尔哈赤与皇太极决意征服漠南蒙古。此时一批长于蒙语之人来归，自然受到器重，他们奉命出使蒙古诸部，传递书信、宣布汗谕，绥服蒙古王公贝勒，与他们谈判，和他们盟誓，成为后金实行对蒙古诸部政策的得力人物。如天命初年，经过对漠南蒙古喀尔喀五部的笼络、瓦解、联姻、军事等手段，终于使其在政策上发生重大变化：由联合明朝抵御后金，转变为联合后金（清）对抗明朝。天命四年（1619）十一月，努尔哈赤派巴克什额尔德尼、库尔缠、希福和大臣绰护尔、雅希禅五人携带书信和誓词与之会盟。双方在冈干塞忒勒黑处，杀白马、黑牛，烧誓词，对天盟誓：“合谋并力，与明修怨”，违背盟誓者“溅血、蒙土、暴骨以死”35。

皇太极即位之初，形势严峻，明军坚守辽西走廊一线，固若金汤，能否彻底解决漠南蒙古，就成为打开局面的关键。巴克什们为绥服蒙古，奔走于长城内外。天聪二年（1628）九月，皇太极率军西征蒙古察哈尔部林丹汗，命希福前往科尔沁部征调军队。然而科尔沁诸贝勒俱不奉召，土谢图额附奥巴虽率兵启程，却擅自掳掠，未遵约与后金军会合。希福返回向皇太极汇报，皇太极大怒，复令希福率壮士8人前去邀奥巴，而奥巴率所部侵掠察哈尔边境，掠毕即回，又不来会36。十二月，皇太极派巴克什索尼等携带他的信赴科尔沁谴责奥巴。索尼至科尔沁，秉承皇太极旨意行事，待奥巴表示服罪并欲亲往沈阳，袒肉以谢时，索尼等随机应变，对奥巴温言抚慰说：“汝果引咎往朝，即弗获免罪，以远来故，当必悯怜，加以礼貌”37。翌年正月，奥巴至沈阳谢罪，皇太极又令希福、库尔缠重申原信中责问之意，奥巴“俱服罪”，自请处分38。从此，奥巴闻令即至，再未发生违约之事。科尔沁诸贝勒的驯服之难，从上述曲折，可概见一斑。同时，也可见巴克什们在通使蒙古的途中不辱使命，奔走劳碌的身影。在蒙古衙门建立以前，文馆中的部分巴克什独自承担出使蒙古，具体执行最高统治者对蒙古政策的各项任务。其后，他们仍以娴于蒙语和丰富的经验会同蒙古衙门（后改称理藩院）、都察院的官员同赴蒙古处理重大问题。崇德元年（1636）十月，内弘文院大学士巴克什希福、蒙古衙门承政巴克什尼堪，会同都察院承政阿什达尔汉等前往察哈尔、喀尔喀、科尔沁等地，清查户口，编制牛录，同蒙古王公一起审理罪犯，颁布法律，禁止奸盗39。

经过太祖、太宗两代人的经营，漠南蒙古各部列为清之外藩，完成了从北方对明朝的包围。满洲巴克什们为此殚心竭力、出生入死，做了大量繁剧的工作，立下了汗马功劳。

朝鲜是中国近邻，与明朝友好。在明清（后金）斗争中，朝鲜坚定不移地站在明朝一边。万历四十七年（天命三年，1619），在萨尔浒战役中，朝鲜派兵协同明军进攻后金，结果明朝惨败，全部朝鲜援军包括都元帅姜弘立等将官投降后金。太祖、太宗十分清楚朝鲜是后金（清）征明的又一后顾之忧。太祖曾多次派使者投书，希望以政治手段改变两者间的关系。至太宗，先后两次伐朝鲜，分别与之订“兄弟之盟”、“君臣之盟”，彻底征服了朝鲜。在后金（清）与朝鲜关系发生变化的过程中，巴克什们也立下了不小的功劳。《沈阳状启》是朝鲜王世子一行做为清朝的人质，在滞留沈阳期间，由随行的侍讲院宰臣、讲官等向本国承政院呈递的情报的誊录。在崇德二年（1637）到顺治元年（1644）的“状启”中，皮牌（希福）、匿汉（尼堪）、加利（刚林）、卢时（罗硕）等巴克什及汉大学士范文程的名字频繁出现。他们到世子馆所或传宣意旨或办理交涉事宜，承担起清对朝鲜的外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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