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努尔哈赤的这些言行只是他生平中的部分行为，并未形成系统的概念，更未在全民族推广，形成全民族的共识。这时后金国里的大政方针，女真民族的文化生活习俗、道德观念等文化传统，并未发生变化，一切均照旧运行。后金国里存在的矛盾与问题依然如故。尽管如此，努尔哈赤的表现却也清楚地反映了女真族上层统治者的思想倾向，是努力适应新形势的文化探索，是文化转型的萌动。

            二、转型时期的文化

    所谓转型时期的文化是指由女真——满族的固有文化向汉文化，即中国传统文化的靠拢，并接受其文化的演变过程。这是皇太极统治时期的重要成就与 突出特点。

    皇太极继汗位后，清醒地看到了后金国所面临的严重问题，他以巨大的魄力，进行一系列重大政策的改变，其中着重点在于缓和满汉尖锐的对立与矛盾。对汉人的防范政策由严厉改变为宽松。他继位之初便做了惊人的宣布：凡以往潜逃明国与明国奸细往来而被讦告之人“概置不论”，而想逃未行被人讦告者也不予追究〔8〕。进而强调满汉一体，取消了强迫汉人充当满人之奴的满汉合住的做法，改为“分屯别居”，将相当多的一部分汉人从满洲直接奴役下解脱出来，编成有一定自由的“民户”。〔9〕重新修订《离主条例》，使已经沦为奴隶、 奴仆的汉人生命得到某种程度的保护。〔10〕这使尖锐的满汉矛盾得到某种程度的缓和，促进了社会的安定。尤为出色之举是大量招收和使用汉人知识分子。天聪三年（1629年），他下令考试儒生，从努尔哈赤残酷统治下幸存的三百余名生员中通过考试录用二百名，分别任用。其中一些人被安排到文馆任职，成为他日后时时咨询的秘书班子的成员而发挥重要作用。此举的重大意义更在于对满汉文化融合的昭示，清楚地表明了后金社会向传统文化的积极靠近。

    勇敢地大开言路。皇太极对招收的儒生特别是文馆秀才们寄予了很大的希望，他放松政策，广开言路，鼓励这些智谋之士大胆进谏，各抒所见，以为后金治国安邦的借鉴。由于较为宽松的政治环境的出现，这些儒士们直言无隐，纷纷向皇太极提出治国之方，强国之策。其中心内容是主张遵汉法，重礼教，行仁政，开一统之业。后金国中存在的几乎所有重大问题都被他们看到并坦率提出。仅就天聪六年至九年的《奏疏簿》即《天聪朝臣工奏议》所载的奏疏就足以说明问题。

    这些汉族谋士们认为后金日事抢掠是满汉矛盾加剧的重要原因，而抢掠成风是人们素质低下不知礼义廉耻所致，因而明确提出了后金形象必须重新塑造的问题。其途径则是重礼教，加强全民教育，改变人们的精神面貌。他们建议“当于八家立官学，凡有子弟者都要入学读书，使无退缩之辞。”因为“有好师傅，方教得出好子弟”，所以又建议慎选和优礼教师。经过教师的努力，“二三年必将人人知书达礼，郁郁乎而成文物之邦矣。”〔11〕这是为后金社会描绘的理想前景。在实施全民教育中，他们更认为当权者的思想认识来一番改观尤为重要。于是提出“勤学问以迪君心”的问题，认为只有通过必要的途径，塑造好后金汗的思想才是“务本”。儒臣王文奎说：“臣自入国以来，见上封事者多矣，而无一人劝汗勤学问者。臣每叹源之不清，而欲流之不浊，是何不务本而务末乎”！如何才能务本呢？他认为要读圣贤之书。他指出，“汗尝喜读三国志传，臣谓此一隅之见，偏而不全。”而“帝王治平之道，微妙者载在《四书》，明显者详诸史籍。”这是儒家的经典著作及传统史书。他建议选择“伶俐通文，老成明察”之人，于每天当汗“听政之暇”，向汗“进《四书》两段，《通鉴》一章”。通过讲解、翻译，请汗“观览默会，日知月积，身体力行，作之不止，乃成君子。”这样，“君心清而天下治。”〔12〕这完全是在用儒家思想塑造后金汗的灵魂。不久儒臣宁完我也提出了同样的建议，他认为《四书》、武经、《通鉴》之类的书，“实为最紧要大有益之书”。他建议“汗与贝勒及国中大人所当习闻明知，身体而力行者也。”为打通满汉语言的障碍，可令人翻译出来，“不时进呈，宜静览深思”，即细细体会其中的“美意良法”。〔13〕

    文馆儒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