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尔衮不愧英明的统帅，他审时度势，完全采纳了范文程、洪承畴等人的建议，立即改变行军路线，由原来打算奔赴墙子岭，毁长城入内地，改为直趋山海关，接受明将吴三桂的投降。在复吴三桂书中说：此次所“率仁义之师”是“底定国家，与民休息”，“期必灭贼，出民水火”。〔41〕出兵的旗号完全改变。吴三桂接书后再次遣人致书说：“接王来书，知大军已至宁远，救民伐暴，扶弱除强，义声震天地”。〔42〕战略方针的改变立即产生了积极效果。二十一日于山海关一片石击败农民军后，清兵大举进关。二十三日，多尔衮向八旗将士发布指示说：“此次出师所以除暴救民，灭流寇以安天下也。今入关西征，勿杀无辜，勿掠财物，勿焚庐舍，不如约者罪之。”〔43〕在向北京进发途中又以大学士范文程的名义向官民人等发布告示：“义兵之来为尔等复君父仇，非杀百姓也。今所诛者惟闯贼。官来归者复其官，民来归者复其业。师律素严，必不汝害。”〔44〕因而反响强烈，“凡百姓逃窜山谷者，莫不大悦，各还乡里，剃发迎降。”〔45〕于是，便出现了如本文开头所记录的那样清兵在几乎没有遇到任何反抗的情况下，在欢迎声中长驱直入北京城的奇迹。

    奇迹的产生完全是由于清统治者战略方针的重大改变而导致出现的崭新文化环境，这是一种“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政治氛围发挥作用的结果。多尔衮于紧要关头权衡利弊，终于认识到要想夺取天下，必须停止抢掠，而夺得天下要比满足八旗将士的一时贪欲合算得多的道理。何况夺取天下正是努尔哈赤、皇太极生前曾梦寐以求而难以实现的理想。于是从谏如流，一改几十年来坚奉不移的抢掠方针，变抄掠之暴为吊伐之仁，下坚决之令停止抢掠，打出为故明臣民报君父仇的讨贼复仇的旗号。这就等于给自己创造了一个十分有利的文化政治环境，而重新塑造了自我形象，由既往烧杀抢掠被汉人恨之入骨的强盗一跃而成出民于水火的救世主，这样，清兵便以新的面孔出现在广大汉人面前。他们的所作所为也就自然而然地为广大汉族士庶所接受和欢迎。这是清朝政策的一个伟大胜利。当然这个重大政策的改变并非一时的权宜之计，多尔衮也并未就此止步。而是以此为契机，进一步发展和完善这个业已形成的良好环境。

    清兵进占北京后除坚决落实与兑现入关之际禁止抢掠及“复官”、“复业”的许诺之外，又采取了一系列安定社会，赢得汉族士庶人心的措施和行动。清廷下令百姓各安本分禁止互相告讦，下令为被农民军逼死的崇祯帝发丧、下令免除明末以来的弊政三饷加派、宣布地亩钱粮按明万历会计簿征收、招山林隐逸之士，开科取士、开经筵、提倡尊孔读经祭孔形成定制、大力表彰明末殉难诸臣及忠孝节烈，以及隆重举行告祭天地，即皇帝位的登极大典，等等。这表明以满族为统治民族的清朝已完全接受了以儒家学说为主要内容的中国传统思想，用儒家的思想意识、道德观念去规范国家和民族的行动，再塑了满洲民族的性格。至此，皇太极时期文馆诸臣的诸多建议已全部变成现实。显然，这是清入关前长期努力倡导儒学的积累的结果，是逐步发展的系统工程。它由努尔哈赤发其端，皇太极全面更张、大力提倡，至多尔衮最后冲刺而水到渠成。由于准备充分而接轨顺利，满汉双方均未出现重大的障碍，不存在“抗药性”、排它性的问题。这一接轨竟使原有的抗清势力一时之间措手不及，偃旗息鼓，销声匿迹。使清兵入关、入主中原这一震天撼地的大举动，犹如在一次从容不迫的典礼中完成。这一事实不仅震惊了朝鲜，也使清统治集团本身大为吃惊。他们看到事情竟如此之顺畅，以为一切都可传檄而定，进而多方俯顺舆情，甚至发出“天下臣民，照旧束发，息从其便”〔46〕的政令。

    良好的文化政治环境的出现对清兵入关的积极促进的事实，告诉了人们这样的问题：那就是文化上比较落后甚至“野蛮”的民族如何去统治高度文明的民族并为其接受，只有首先自身去接受与适应先进和文明，通过自身完善，因势乘便，而反客为主，主宰天下。而武功与文治总是相辅相承、互为表里的。文化战线上的成就，往往会产生巨大的能动作用，收到武功难以达到的奇效，而且会有力地推动武功的进展，促进总体政治目标的实现。清兵入关之际的文化背景，即满汉文化的顺利接轨所产生的奇特功效便是明证。

满汉文化接轨推动了清兵入关这一重大政治事变的胜利，尽管能否巩固这个胜利成果还有许多事情要做；而满汉文化的接轨也仅仅是事情的开端，但事实证明，这却是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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