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清于明清松锦大战中获得全胜之时，大臣们曾建议皇太极直取北京，夺取天下。皇太极却以伐大树为喻，说：“取燕京如伐大树，须先从两旁斫削，则大树自仆。”以为此刻尚未达到明朝自仆的程度，故臣下之议“不可”，〔37〕加以拒绝。这里固然有军事力量尚待进一步加强的因素，但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思想文化上的准备不足。满洲仍是不受欢迎的人，满汉严重对立的思想障碍的存在，皇太极心中是有数的。所以他对夺取天下仍然信心不足。只能在关外徘徊而难君临天下。满洲的形象不变，是难以被天下接受的。要天下还是要旧观，问题已尖锐地提到了清统治者的面前。这已是进一步改革不可回避的问题。

            三、接轨时期的文化

    就在清政权接连取得军事、政治的大胜利，就在社会心理与民族性格亟须调整与重塑之时，皇太极以暴疾溘然长逝。掌握清国实权的摄政王多尔衮，并未在已逝者开创的伟业之上驻足，而当千载难逢的良机来临之时，没有放过这一稍纵即逝的历史瞬间，在根本问题上立做决断，改弦易辙，基本上完成了满洲自我形象的塑造，终于开创出新的局面，从而顺利实现满汉文化的接轨，为清兵入关创造了水到渠成的良好文化环境，并顺利挥师入关，入主中原，使皇太极多年来苦心改革终结硕果。多尔衮决策的做出、满汉文化的顺利接轨是一个过程之后的结果。

    皇太极逝世不久，中国全国形势发生急剧变化。顺治元年，即崇祯十七年初农民起义军以雷霆万钧之势向北京发起进攻，明王朝已处于土崩瓦解的危急状态之中。形势的最新变化消息传到盛京，极大地刺激了清统治者多掠财物的欲望。四月初，清国统治集团决定趁此机会再次统兵入关劫掠。其实此时北京已于十多天前被农民军攻破，明王朝已经覆亡，不过他们尚未得知。摄政王多尔衮为顺利实现军事目标而紧急召见正在盖州温泉疗养的大学士范文程回盛京征询意见。四月四日回到盛京的范文程上书多尔衮，他指出明朝已四面受敌，不可救药，灭亡在即。所以此时正是“摄政诸王建功立业之会也。成丕业以垂休万祀者此时，失机会而贻悔将来者亦此时。”而“中原百姓蹇罹丧乱，荼苦已极，黔首无依，思择令主，以图乐业。”百姓的向背关系重大，黄河以北的土地不患得不到，恐怕的是收拢不住百姓之心得而复失。原来我国是与明朝争天下，现在则是与“流寇”即农民军较量。为了同当前这个主要敌人斗争获胜，夺取天下，必须争取人心。“为今之计，我当任贤以抚众，使近悦远来”，必须改变方针，不可再走入关抢掠，“惟金帛子女是图”的老路。否则将“徒劳我国之力反为流寇驱民也”。他提出这次入关一定要堂堂正正，“当申严纪律，秋毫无犯。”并大力宣传以往之所以“不守内地之由及今日进取中原之意”。为安定人心，入关后要坚决实行“官仍其爵，民复其业，录其贤能，恤厥无告”的政策。这样“大河以北可传檄而定也”。〔38〕这篇准确深刻的形势分析与苦口婆心的进谏震动了清廷。五天后，即四月初九日，多尔衮奉朝廷之命，以大将军的身份，统领满洲、蒙古兵三分之二及汉军全部，在礼炮声中离盛京启行，“往定中原”。〔1〕这与以前毁边入内地的“征明”、 “伐明”，已迥然不同。这是自满洲崛起、清朝开国的几十年来第一次战略方针的改变，意义重大。

    四月十三日，师次辽河边上，接到了北京已为农民军攻下的消息。为应付最新变化的形势。多尔衮再次以军事向随军的智谋之士咨询意见。三年前于松山战场上战败被俘投降，一直被清豢养的原明军统帅洪承畴，首次露面，他奉命上启多尔衮。一针见血地指出要首先明确出师名义问题。他说：“今宜先遣官宣布王令，示以此行特扫除乱逆，期于灭贼。”即旗帜鲜明地打出灭“贼”的旗号。并宣布此行“不屠人民，不焚庐舍，不掠财物之意”。这是争取人心的最好办法。洪承畴同时提出：“军民秋毫无犯”，“百姓仍予安全”〔39〕等安定社会的政策措施。

    与此同时，范文程也上书多尔衮说：夺取中原的大好机会来到了。现在我们的打击目标只有一个，即攻陷北京、逼死皇帝的天下“必讨之贼”“闯寇”。他分析说此贼存在着“天怒”、“士忿”、“民恨”三个必败因素。又“行之以骄，可一战破也。”因此应该“声罪以临之”。即鲜明地打出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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