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政治经济因素外，学术文化能否获得发展，还要看统治者是否予以支持和提倡。而康雍乾历朝统治者恰恰又都比较重视和提倡封建学术文化，“稽古右文，崇儒重道”，大力倡导和编纂各种典籍。从康熙到乾隆，几乎对所有儒家经典都重新进行了疏解、汇编和刻印。同时，又以巨大的人力、财力编纂各种大型图书，诸如《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等。这些大型图书的编纂，既使当时许多著名的汉学家如纪昀、戴震、王念孙、邵晋涵等学者的学术思想得以施展和发挥，又为更多的人提供了读书治学的资料、工具书等便利条件。当《四库全书》编纂完成之后，清廷分别在北京、承德、沈阳、杭州、扬州、镇江及宫中修建七阁存放，使更多的文人学者得以阅览，使浩如烟海的群籍得以充分利用。所以，有人说：“四库全书馆就是汉学家大本营”。由于清朝中央政府对学术的倡导，一些封疆大吏也都热心提倡学术，诸如王昶、朱筠、毕沅、阮元等，他们本身既是学者，又是政府要员，都热心提倡学术，纷纷创办书院经舍，主持编纂书籍，支持赞助学者著书立说。上行下效。一时间，搜书、编书、校书、刻书、藏书蔚然成风，形成了浓厚的学术风气。甚至一些大的盐商也都附庸风雅，召幕文人学者，编纂、汇刻各种书籍，乃至修建书楼，以搜书、藏书。乾嘉学派正是在这样的学术氛围中形成、发展并走向鼎盛的。

由上所述，可知如果没有康乾盛世，也就不可能有根深叶茂的乾嘉学派。仅仅从文字狱的横行来说明乾嘉学派的产生，许多问题便得不出合理的解释和说明。因为推行文化专制政策，以文字兴师问罪，乃是历朝封建统治者惯用的伎俩。何以唯独清朝才有鼎盛的乾嘉学派出现？可见，只用文字狱来说明乾嘉学派的产生与兴盛则难以成立。

有些学者对将乾嘉学派的成因与康乾盛世联系起来考察的方法进行了批评，认为这“还只是停留于形成乾嘉学派外在原因的探讨，却忽略了中国古代社会理论思维本身发展内在逻辑的认识”。他们表示要另辟蹊境，说：“与其局限于外在原因的探究而可否不一，倒不如从中国儒学自身发展的矛盾运动中去把握问题的本质。”［①ｃ］于是，持这种观点的同志，从分析理学的发展演变入手，认为北宋以来产生的理学至明清之际，已入穷途末路，面临必然崩溃的厄运。因而，清初兴起了批判理学的思潮，这一思潮成为乾嘉汉学的先导。而清朝统治者由于推行文化专制主义，使清初形成的批判理学思潮逐渐抛弃了其经世致用的宗旨，只保留了朴实的考经证史的一面。这就为尔后乾嘉学派的形成，在理论思维上提供了内在的逻辑和依据。应该指出，这些学者提出的颇有道理的见解，在一定程度上补充了持康乾盛世产生乾嘉学派说的论者之不足。不过他们也只是着重强调了从学术本身发展的内在逻辑去分析乾嘉学派的产生，而将所谓的外在因素视为可有可无、不足轻重的位置，乃至于仅是附带提及而已，却忽略了乾嘉学派产生的客观基础和时代特征，难免有就思想论思想，甚至有本末倒置之嫌。

持上述观点的学者还对“康乾盛世说”提出诘难：中国古代史上也曾出现过与康乾盛世并称的盛世，诸如汉“文景之治”、唐“贞观之治”、宋“太平兴国之治”，明“文宣之治”等，而那些盛世却都没有出现考据学独盛的局面，为何唯有康乾盛世才出现了乾嘉学派？以此逻辑推论，两者似乎并无必然联系。应该说，这种逻辑上的推论只说对了一半，即考据学并非和所有的盛世都有必然联系，因为虽然盛世为学术文化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但学术的兴盛究竟以何种形态表现，则还要依据其所在时代的具体状况而定，其表现形态或经学、或佛学、或理学、或考据学，不一而足。而各个时代的学术思想究竟以什么样的内容和形式加以表现，则既要以不同时代原有的学术思想资料为出发点，也与当时的学术思想发展趋势相联系。由于清代之前中国历史上的盛世，并不存在由宋学（理学）向汉学（考据学）转化的内在因素，当然也就不可能出现乾嘉汉学那样的考据学。但却不能由此进而推论：康乾盛世不可能导致乾嘉学派的产生。这是因为，当时除康乾盛世提供的客观环境外，还存在着由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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