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乾嘉学派是一个历史过程，而吴、皖分派的观点，无形中掩盖了其演变发展的历史轨迹。第二，乾嘉考据学是同一个学派，该学派中的学者虽有差异和各自的风格，但他们的治学宗旨基本上相同，以乾嘉学派称之足矣，无须再分吴、皖两派。第三，以吴、皖地域来划分两派，以及所谓吴派汉嗜古、皖派实事求是的概括也不尽符合历史事实。并具体指出被视为皖派学者中的段玉裁、任大椿、孔广森、王念孙、王引之等并非皖人；同时被视为吴派的学者并非都汉信古，而被视为皖派的学者也同样有汉者。可见吴、皖分派说与历史事实并不符合。

如前所述，章太炎、梁启超提出的吴、皖分派说至今已近一个世纪，他们的论断本身也并非十分严密。随着学术研究的深入和发展，如果对于乾嘉学派中学术派别有更科学的划分法，或者根本不用分派更能说明乾嘉学派的有关问题，也完全可以将吴、皖分派说予以否定。但是，将近一个世纪以来，吴、皖分派说之所以能为大多数研究者所接受，究其原因，我想大概在于它基本上反映了乾嘉学派本来的历史面目。如欲将其否定，则必须有充分的根据。就目前对吴、皖分派说提出商榷的学者们的论点看，似还不足以否定或取代吴、皖分派之说。

首先，肯定吴、皖分派之说，并不否认乾嘉学派是一个历史发展过程，也不会掩盖其演进发展的历史轨迹。因为对吴、皖分派说的肯定者和否定者，都未否认乾嘉学派有发展演变的历史进程，而吴、皖分派只是在乾嘉汉学发展到鼎盛阶段的乾嘉之际才出现的。在吴、皖分派之前，早在清初就有顾炎武为清代汉学奠定基础，后又有胡渭、阎若璩、姚际恒等为汉学之先驱；待惠栋公开打出汉学的旗帜后，乾嘉汉学始成为独立的学派，涌现了有代表性的杰出汉学大师，诸如惠栋和戴震，他们各以自己的学术成就与治学方法影响带动了一批学者，追随于自己的周围，在共同的汉学宗旨下形成各自不同的特点，在汉学的旗帜下产生了不同的支派。吴派形成于前，皖派产生于后，戴震曾向惠栋受业请教，而后在治学上又形成有别于惠栋的特色。惠栋与戴震各以其所在的地域为中心，各自传授和影响了一批学者，形成各具特色的流派。至戴震与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这些汉学大师之后，一方面由于社会现实的变化，另方面由于乾嘉学派本身日益烦琐和脱离实际，遂走向衰落，逐渐为新的经世致用思潮和今文经学所取代。以上这些都是陈祖武先生等十分强调的乾嘉学派的历史过程。但吴、皖派别的划分，与这一历史进程完全吻合，并未掩盖乾嘉学派演进发展的历史轨迹。可见，认为吴、皖分派说无形中掩盖了乾嘉学术的历史演进轨迹，道理是不充分的。

其次，以吴派和皖派作惠栋和戴震为代表的学派的名称，也仅是一个代称和概称。当时和其后的学者是否属于吴派和皖派，也并非仅仅以他们是否吴人、皖人为根据，更主要的是要看其与惠、戴有否师承关系，相互间的治学宗旨与特色是否相同。因此，并非所有吴籍或皖籍的学者，就一定属于吴派和皖派；同样，不属吴籍或皖籍的学者，也并非就不可能属吴派或皖派。以此而论，虽然段玉裁是江苏金坛人，任大椿是江苏兴化人，孔广森是山东曲阜人，王念孙、王引之父子是江苏高邮人。但由于他们是戴震的学生或再传与私淑弟子，在治学宗旨、方法和特色上，也和戴震相一致，继承并发展了戴震的学术成就与学术思想。因此，他们都属于皖派学者。同样，属于吴派的学者也大都如是。因此，既不能仅把是否属于吴籍、皖籍人，作为划分吴派、皖派的唯一根据，也不能根据段玉裁、任大椿、孔广森、王念孙等不是皖人而列入皖派，便得出吴、皖分派说不符合历史事实的结论。

再者，以吴、皖分派以及对吴、皖两派特点的概括，也并非章太炎独创和首创。事实上，乾嘉当时的学者就已有类似的划分和评价，如王昶就说：“吴中以经术教授进世家者，咸称惠氏。惠氏之学大都考据古注疏之说而疏通证明之，与古籍之载相切，传至定宇先生（即惠栋），则尤多著纂，卓卓成一家言，为海内谈经者所宗”，“于是，吴江沈君彤、长洲余君仲霖、朱君楷、江君声等先后羽翼之，流风所煽，海内人士无不重通经，无不知信古，而其端实自先生发之。”［①ｅ］戴震也曾经指出：“先生（指惠栋）令子秉高与二三门弟子，若江君琴声（江声）、余君仲林（余肖客）皆笃信所授，不失师法，而吴之贤俊后学，彬彬有汉世郑重其师承之意。”［②ｅ］对于戴震及其皖派也有许多同样类似的论述，兹不赘述繁引。至于对吴、皖两派特点的概括，当时学者就已有类似章太炎的评论。如以吴派自居的王鸣盛本人就曾经说：“方今学者，断推两先生，惠君之治经求其古，戴君求其是，究之舍古亦无以为是。”［③ｅ］王鸣盛虽然

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