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站在吴派立场评论惠、戴两家之得失，但确也道出二者的不同特点。《四库提要》在评论惠栋的学术特点时也指出：“其长在博，其短亦在嗜博；其长在古，其短亦在泥古”。可见，吴、皖分派说以及对两派特点的概括，并非没有根据。至于对吴、皖分派说提出商兑的论者，列举事例说明被认为是吴派学者的王鸣盛等并不泥古、信古，而且他们“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也不亚于皖派学者。当然，我们并不否认上述所举的单独事例，但是如若列举吴派学者泥古、嗜古的事例，那就简直多如牛毛，不胜枚举了。即以王鸣盛为例，他就明确说过：“治经断不敢驳经，……但当墨守汉人家法，定从一师，而不敢他徙。”［④ｅ］他做《尚书后案》一书，就专宗汉代经师郑玄，而且直言不讳地说：“《尚书后案》何为作也？所以发挥郑康成一家之学也”。［⑤ｅ］这难道不是信古汉的典型吗！由此可见，不能单凭某一学者的个别言论，就证明与章太炎所概括的吴、皖两派的特点不合，断言吴、皖分派说与历史事实不符。须知古代学者在不同场合、针对不同情况而发表的言论，不可能完全如出一辙，即便是对于同一个问题的说法前后也可能有互相矛盾之处，这并不足为奇。而问题的关键与实质，则应从其大量言论中看其总的趋势，而后才能得出较为符合其本身面目的真实结论，绝不能一偏概全。
还须指出，在乾嘉学派中分出吴派和皖派，既不是说二者根本对立，也不是否定二者具有根本相同的一面，而是肯定二者都是乾嘉学派，都推崇和宗奉汉学，都是从文字、音韵、训诂入手治经，有着基本的共同点，且相互影响，互为师友。正是在这一前提下，他们在学术发展过程中又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流派。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今天我们根据史实，研究分析两派的异同，总结各自的特点、成熟与不足、经验和教训，这正是研究学术思想史的义不容辞的任务，也是深入推进学术史研究的重要课题和途径，怎么能说是“偏偏要摘其差异”去强分派别呢？
当然，我们也绝不是说章太炎关于吴、皖分派之说就是不可逾越的定论，也不必死守吴、皖分派说的成规。事实上，如果更深入地研究乾嘉汉学，似乎还可以从中划出其他派别来，如浙东学派、扬州学派、杭州学派等。但是，要改变和推翻前人的论断，就必须有充分的根据和道理。
①ａ章太炎：《清儒》；见《章太炎全集》（三），《检论》卷四。
②ａ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见《梁启超论清学史两种》。
①ｂ蒋秋华：《乾嘉学术兴起原因之探讨》，见《中国文哲研究通讯》第四卷第一期。
②ｂ分见１９８２年１０月２５日《人民日报》，署名任清；《清史研究集》第４辑，四川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６月版。
③ｂ昭：《啸亭杂录·续录》卷二。
①ｃ陈祖武：《从清初的批判理学思潮看乾嘉学派的形成》，见《清初学术思辨录·附录一》。
①ｄ章太炎：《清儒》，见《章太炎全集》（三），《检论》卷四。
②ｄ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见《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
①ｅ王昶：《春融堂集》卷五十五，《惠定宇先生墓志铭》。
②ｅ戴震：《戴震集》卷十一，《题惠定宇先生授经图》。
③ｅ洪榜：《礼堂遗稿》卷一，《戴先生行状》。
④ｅ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序》。
⑤ｅ王鸣盛：《尚书后案》《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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