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注意标举出处。这是王应麟在注释方面的一个突出特点。例如卷十三《考史》中，对“三国鼎峙，司马公《通鉴》以魏为正统”，王应麟注曰：“本陈寿”；“朱子《纲目》，以蜀汉为正统”，王应麟注曰：“本习凿齿。” 又如，卷十七《评文》中，“崔駰《西巡颂表》曰：‘唐、虞之世，樵夫牧竖，击辕中韶，感于和也。’《班固集》：‘击辕相杵，亦足乐也。’”王应麟注曰：“曹子建书‘击辕之歌，有应风雅’，柳子厚云‘击辕拊缶’，宋景文云‘壤翁辕童’，皆本于崔、班。”又如卷十九《评文》中“俗语皆有所本”条，对一百一十六个俗语的来历出处进行了标注。不仅如此。标举出处时，王应麟不限于找出引文的出处，还广泛考察事物的来历，一一予以注明。这不但反映了王应麟的博学多识，而且也体现出王应麟言必有据的严谨学风。同时，广泛标举出处，也增加了这些史料的可信程度，便于后来学者参考使用。

第四，注重论说的原始出处。在《困学纪闻》中，王应麟借用或引用前人观点的现象十分普遍。对于一个问题的阐释，凡是前人已有论说且与自己见解相同的，王应麟便列出前人论点，有时甚至全部引用前人见解进行说明，并标明某某曰，或注明出处，以示不掠人之美。若不同的人对同一问题有相同的观点，王应麟就特意指出这一观点的发韧者。如，南宋詹元善说：“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绥厥猷惟后。此即‘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也。人能知此，则知观《书》之要，而无穿凿之患矣。”王应麟注曰：“吕成公已有此说。”[4]又如卷六《左氏传》中：“《考古编》谓欧阳公论二帝三王世次差舛，发端于杜佑《通典》。” 王应麟注曰：“《释例》、《世族谱》已有此疑，则发端乃杜预也。”此外，凡是出于自己的手笔，王应麟皆标以“按”、“今按”、“愚按”或“愚谓”。这种注释特点，一方面反映了王应麟认真严谨的治学态度；另一方面，也反映出王应麟对于立言的慎重。

第五，注重注释地理。王应麟重视对地理的诠释，可从其为《诗地理考》所作序文中得知一二，他说：

人之心与天地山川流通，发于声，见于辞，莫不系水土之风，而属三光五岳之气。因《诗》以求其地之所在，稽风俗之薄厚，见政化之盛衰，感发善心而得性情之正，匪徒辩疆域云尔。[5] 

可见他之所以重视注释地理，其目的在于明确古今地名之所在，使人们了解当地历史上的政治盛衰、风俗教化，从而起到陶冶人们性情的作用。不仅如此，在强敌压境，边疆矛盾激化的历史时期，王应麟还能立足于现实，进而认为研究地理，尤其是疆域政区沿革和军事地理，也可以“为兴替成败之鉴”[6]。

鉴于以上认识，他在《困学纪闻》一书中特立“地理”一卷，对历代疆域的变迁以及政区的废置、沿革进行考释。例如：对鸟鼠、朱圉、雍三地的考释，王应麟不但批驳了蔡氏引《地志》云 “鸟鼠在陇西郡首阳县西南，今渭州渭源县西也”的错误说法， 还进一步明确指出“当云今熙州渭源堡”。对于朱熹引《诗传》曰：“秦德公徙雍，今京兆府兴平县。” 王应麟据《地舆广记》指出：“雍，今凤翔府天兴县。”[7]

此外，在其它各卷中，王应麟对于一些古地理名以及山川的所在、河水的流经，也一一进行了注解。其注解贯穿古今，便于人们了解古代某个地方在今天的方位，以及今天某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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