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王应麟在考证中征引诸书，或弃其说，或诸说并存，往往是引用原文，标举出处。这些所引之书，随着时代的迁移，多有亡佚，而赖王氏考证之文而得部分留存。因此，这些考证不独使史实的记载趋于确凿，也在不同程度上保存了一些佚书的面貌，使我们仍可略窥一二。此可谓《困学纪闻》一书在历史文献学上的两个方面的贡献。

二、考证的内容。 

《困学纪闻》一书的考证内容包罗万象，极为广泛。除了考证天文、地理、人世、时令风俗直至朝章国典、词语掌故、名人轶事等传统内容外，最具特色的是，王应麟另辟蹊径，对前人注文的纰缪、史料的不足、义例的妥否以及书目著作的失实等也做了深入考究。兹仅就“有特色”者予以分析。

其一，对前人注文的纠谬。王应麟不盲目信从他人注文，对前代及当代之注总能审慎地进行考证，因此，也发现和纠正了许多错误。例如卷二《书》中，纠阮逸注之误：“《中说》薛收曰：“古人作元命，其能至乎？”阮逸注云：‘《元命包》，《易书》也。’愚按：《春秋纬》有《元命包》，《易书》有《元包》。薛收盖谓“自作元命”，其言见于《吕刑》，阮注误矣。”又如，卷十二《考史》中：“《乐书》作十九章，《索隐》云：‘《安世房中乐》。’今考之《汉志》，《安世房中歌》十七章、《郊祀歌》十九章。《索隐》误。”

其二，王应麟亦重视对史书义例的考证。如卷十二《考史》中：《通鉴》不书符瑞，高帝赤帝子之事，失于删削，《纲目》因之。是对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及朱熹《通鉴纲目》二书义例的考证。又如，本卷中：《梁书·刘之遴传》云：“古本《汉书》、《外戚》次《帝纪》下，《诸王》悉次《外戚》下，在陈、项《传》前，《新唐书·列传》盖仿此。”

由以上所举例子，我们可以发现，王应麟注重对史书义例的考察，其目的是要揭示以义例明褒贬，以义例明尊卑的道理。

此外，王应麟通过考证史书的义例，发现自《诗序》、《书序》以来典籍序文位置的变化：“《法言序》旧在卷后，司马公《集注》始寘之篇首，《诗》、《书》之序亦然。”[31]据《四库全书总目》记载，自《诗序》、《书序》以来，序文均列于书后，旧本《法言》也是如此。但自宋代司马光裒合四家注文，增以己意，为《法言》作集注时，始将序文列于书首，此后，这种史书体例一直沿用下来。[32]根据以上所举例子我们得知，关于序文位置变化的重要发现，最早应许之王应麟，可谓是王应麟考证史书义例之功。

其三，对于书目著作的考证，王应麟有新创之功。他十分注意对书目记载的考证。例如，卷一《易》中：

《馆阁书目》：《周易元包》十卷，唐卫元嵩撰。今按：杨楫序云：‘元嵩，益州成都人。明阴阳历算。献策后周，赐爵持节。蜀郡公武帝尊礼，不敢臣之。’《北史·艺术传》：蜀郡卫元嵩，好言将来事，不信释教，尝上疏极论之。《书目》以为唐人，误矣。

此类考证书目著作的现象还有许多，例如卷九《天道》中，考证《新唐书·艺文志》及《馆阁书目》中关于《大象赋》作者的记载，王应麟根据《大象赋》的思想内容，结合其作者的生平行事，进行考证，从而指出《馆阁书目》之误，并分析了致误的原因。再如，王应麟考证《汉书·艺文志》中将于长《天下忠臣》归入阴阳家的不当[33]，等等。

王应麟注重考证书目著作，说明当时书目著作的数量已十分可观，引起了文献学家对这一类图书的重视；同时它也说明，在王应麟眼里，只要属于文字记载的东西，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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