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校的方法，在王应麟的校勘工作中也早有实践。在对校、本校、他校不能有效地作出校勘判断时，就要依靠与书中疑误相关的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史学、文学及其它学术知识，从中汲取进行理校的旁证，进行逻辑的、历史的分析，来考证古籍文辞的正误。例如，在卷十《诸子》中：

《韩子》云：‘赵襄子召延陵生，令将军车骑先至晋阳。’《战国策》云延陵王，误也。鲍氏改‘王’为‘君’，亦未之考。

《韩非子》成于战国末期，而《战国策》为西汉末年刘向所作，王应麟以成书较早的《韩非子》为据，认为《战国策》所谓“延陵王”误，而当代人鲍照改“王”为“君”，更是一错再错。这种理校法主要是利用前代史书中相关史料作为校勘依据，以决依违。

又如，该卷中，“荀卿《非十二子》，《韩诗外传》引之止云十子，而无子思、孟子。愚谓荀卿非子思、孟子，盖其门人如韩非子、李斯之流托其师说以毁圣贤，当以《韩诗》为正”。在这则校勘例中，王应麟首先运用他校法，校出荀卿《非十二子》、《韩诗外传》的关于十子或十二子的不同记载，然后分析出现异文的原因，从而考证出是非，这是先他校进而通过理校作出判断。关于王应麟的这条校勘，《四库全书总目》云：“况之著书，主于明周、孔之教，崇礼而劝学。其中最为口实者，莫过于非十二子。王应麟《困学纪闻》据《韩诗外传》所引卿但非十子，而无子思、孟子，以今本为其徒李斯等所增。不知子思、孟子后来论定为圣贤耳，其在当时固亦卿之曹偶，是犹朱、陆之相非，不足讶也。”[24]这里，《四库全书总目》对于王应麟的校勘依据提出了疑问，孰是孰非，还有待探讨。但也由此可见，在运用理校法进行校勘时，一定要小心谨慎，稍不留心，便会导致错误。

此外，《困学纪闻》在进行理校时，擅于利用训诂帮助校勘。例如卷二《书》中载：“古文‘箾 ’，今文作‘箫’。《左氏》曰：‘韶箾，舜乐名也。’诸儒误以箫管解之。”在此，王应麟首先对“箾”字进行训诂，他以《左氏》之说为据，认为“韶箾”是一种舜乐，而诸儒均将“箾”误解为箫管之“箫”，因此将“箾 ”误“韶箫”。

与这种以训诂帮助校勘的方法相类似，早在汉代，汉人为使训诂做到精深，往往于训诂中辅以校勘，如郑玄的三《礼》注和《毛诗》笺尤其如此。唐人陆德明的《经典释文》也是这样，将训诂与校勘相合，相辅为用，解决了不少训诂难题。王应麟能够汲取前人经验，学其道而反用之，将训诂作为解决校勘疑难的一种方法，这在校勘学中可谓是一种创造，从中可见王应麟校勘学之高明。另外，从上述这则例子中所运用的训诂知识来看，王应麟之所以能够于考据学领域屡有发明，是与其博学分不开的；正因其博学，所以他能够将各门学科的知识融汇贯通，从而实现综合运用，熟能生巧，比较全面地实践了多种校勘方法。

在《困学纪闻》中，校勘往往与考证同步进行，校勘是考证的先导，通过校勘王应麟寻出了许多史料之异，为考证做好了准备。

三、考证 

王应麟重视对史实的考证。这一点，在《困学纪闻》中，表现突出。全书凡二十卷，除了卷十一至卷十六专为考史外，其他各卷也多涉及考证内容。在具体考证时，王应麟灵活运用多种考证方法，实事求是、严肃认真，对经史百家、诸子文集中的讹误之处做了精审考证和纠缪。针对这点，四库馆臣称赞王应麟“博洽多闻，在宋代罕其伦比。盖学问既深，意气自平，能知汉、唐诸儒本本原原，具有根抵，未可妄诋以空言。又能知洛、闽诸儒亦非全无心得，未可概视为弇陋。故能兼收并取，绝无党同伐异之私。所考率切实可据。良有由也”[25]。实为中肯之言。

一、考证的方法。

其一、比较法。王应麟的考据学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在广泛占有材料的基础上进行据历史记载的差异性进行考订，此亦以《困学纪闻》为例。如：

《秦本纪》：晋献 公虏虞 君与其大夫百里奚，以为 秦穆公 夫人媵于秦。百里奚亡秦走宛，楚鄙人执之，穆公以五羖羊皮赎之。范太史曰：“《商鞅传》又载赵良之言曰：‘五羖大夫，荆之鄙人也。自鬻于秦客，被褐食牛。期年，穆公知之，举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史记》所传，自相矛盾如此。”朱文公曰：“按《左氏》，媵秦穆姬者，乃井伯，非百里奚也。”[26] 

这里，王应麟不但发现《史记》中关于同一史事的前后记载互异，而且还通过朱熹的考证，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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