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有涂山之会，注：在寿春东北。《说文》：嵞，会稽山。一曰九江当嵞也。民以辛壬癸甲嫁娶。按《汉·地理志》九江郡当涂，应劭注：禹所娶涂山，侯国。有禹虚。苏鄂《演义》谓宣州当涂，误也。东晋以淮南当涂流民，寓居于湖，侨立当涂县以治之，唐属宣州。汉之当涂，乃今濠州钟离也。”

当然，仅《困学纪闻》一书还难以全面展示王应麟于考释历史地理方面的成绩，能够全面深入体现王应麟该方面成就的，当推其所撰写的《通鉴地理通释》一书，该书是我国流传至今的第一部系统论述历代疆域政区沿革的著作，其成就对后世具有深远影响。元代胡三省撰《资治通鉴音注》，“益畅其说，搜剔几无余蕴”[8]；清代顾祖禹撰《读史方舆纪要》，更是处处效仿，并在此基础上，考证精核准确，内容充实详明，从而使关于历代疆域政区沿革的研究迈向了一个新的高峰。追其端绪，王应麟首倡之功不可忽视。

第六，注意联系现实，体现致用的特点。例如卷三《诗》中：

“《长发》，大褅”，《笺》云：“郊，祭天也。”“《雝》，褅太祖”，《笺》云：“大祭也，大于四时而小于袷。”郑康成以祭天为褅，与宗庙大祭同名。《春秋纂例》赵子已辨其失矣。王肃以褅、袷为一祭，亦非也。褅与袷异，袷则太祖东向，毁庙及群庙之主，昭南穆北，合食于太祖。褅则祖之所自出者，东向惟以祖配之。今混褅于袷，宗庙有袷无褅。 

王应麟先纠前人之误，然后作出正确解释，并结合现实情况予以说明。这种注释特点在注释地理时表现尤显突出。前文已有例证，此处不再举例。

王应麟的学术致用特色还体现在，他往往注意联系历史结合现实进行评论，体现出其既畅考据之流又集理学之成的治学特点。如卷五《礼记》中“方悫解《王制》云：‘爵欲正其名，故官必特置；禄欲省其费，故职或兼掌。’” 条，王应麟结合南宋现实进行评论说：“愚尝闻淳熙中，或言秦桧当国时，遴于除授，一人或兼数职，未尝废事，又可省县官用度，于是要官多不补。御史中丞蒋继周论之曰：‘往者权臣用事，专进私党，广斥异己，故朝列多阙。今独何取此？朝臣俸禄有限，其省几何？而遗才乏事，上下交病，且一官治数司而收其禀，裴延龄用以欺唐德宗也。’以上观之，则兼职省费，岂王者之制乎？” 王应麟有感于南宋末年权臣贾似道、留梦言等干政，导致国家灭亡而抒发情绪，含有强烈的现实意识和经世观念。他借古喻今，言辞激越，亡国之痛溢于字里行间。

第七，注释言辞讲求“渊奥精实”[9]、“简而义精”[10]。王应麟称赞“婉而直”[11]的书法，认为语言一定要和顺流畅，不使人觉得佶屈聱牙，艰涩难懂；要实事求是，反对虚浮空言，他认为《唐六典》的文笔足以让人借鉴，“其文不烦，其实甚备，可谓善于述作者”[12]。王应麟还从立身的角度来看待文风问题，他认为一个人的品行决定着其文风，他批评梁简文 “立身之道，与文章异。立身先须谨重，文章且须放荡”的说法，他说：“文中子谓：文士之行可见，放荡其文，岂能谨重其行乎?”[13]认为作文之道与做人之道是一致的。进而，王应麟又将这一问题提高到国家政治的高度上，他以晋亡为例，认为“浮文防要，晋衰之兆”[14]。这种将文风与做人和国运联系起来的学术观点，不仅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张大了一种经世学风，并或多或少会对时人的学术路数产生一种极富意义的导向作用，而且现在看来，也为我们留下了认真为学，踏实为学，学有所用的治学精神。

此外，王应麟在注解过程综合运用校勘、辨伪、考证等手段也为后人的考释工作开启了门径。详见下文，此不叙。

二、校勘 

近人陈垣道：“校勘为读史先务，日读误书而不知，未为善学也。”[15]堪为灼见。王应麟亦认识到校勘的重要性。对于校勘应遵循什么样的原则，王应麟有自己独到的看法，他说：“经史校讎，不可以臆见定也。”[16]事实上，在《困学纪闻》中，他的许多校勘工作也都实践了旧说不必改、阙疑存异等校勘原则。这些原则不仅代表了当时的最高水平，也为后人，尤其是清人的校勘工作提供了宝贵经验。此外，在校勘方法上，王应麟也有一套较为完整的校勘方法。　　　　　　　　　　　　　　　　　　　　　　　　　　　　　　　　　　　　　　　　　　　　　　　　　　　　　　　　　　　　　　　　　　　　　　　　　　　　　　　　　　　　　　　　　　　　　　　　　　　　　　　　　　　　　　　　　　　　　　　　　　　　　　　　 

其一、校勘原则。王应麟主张保持文字原貌，反对妄改。例如他批评郑玄在校勘中的驰骋臆改： 

郑康成《诗笺》多改字，其注《易》亦然。如“包蒙”，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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