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子，见《家语》。子华子，见《庄子》。近有《子华子》之书，谓程本，字子华，即孔子倾盖而语者。《后序》谓鬼谷子之师。水心铭巩仲至，所谓《程子》即此书也。朱文公谓：词艰而理浅，近世巧于模拟者所为，决非先秦古书。 

这里，王应麟借用朱熹之语表达了自己以《子华子》为伪书的观点，显而易见，王应麟对于朱熹的这种辨伪方法是首肯的，从中也体现出王应麟根据书中语言特点进行辨伪的思想。

又如卷十一《史记正误》：

《宋世家》：襄公之时，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追道契、汤、高宗，殷所以兴，作《商颂》。曹氏曰：“自戴公至襄公，凡一百五十有一年，正考甫既佐戴公，而能至于襄公之时作《颂》，何其寿耶。”朱氏曰：“太史公盖本《韩诗》之说。《颂》皆天子之事，非宋所有。其辞古奥，亦不类周世之文。”

对于朱熹的这种辨伪依据，王应麟是赞同的，体现出根据语言的时代特征进行辨伪的思想。

二、从书中观点与所托作者思想不符上进行考察。如，卷一《易》中：“《京氏易》‘积算法’引夫子曰：‘八卦因伏牺，暨于神农，重乎八纯。圣理玄微，易道难究’云云。王应麟认为此占侯之学，决非孔子之言也。又如：卷六《春秋》中：

鲁哀公问仲尼曰：“《春秋》之记曰：‘冬十二月，霣霜不休养菽。’何为记此？” 仲尼对曰：“此言可以杀而不杀也。夫宜杀而不杀，桃李冬实。天失道，草木犹犯干之，而况 于人 君乎！”此《韩非》书所载也。以《鲁论》“焉用杀”之言观之，恐非夫子之言也。法家者流，托圣言以文其峭刻耳。胡文定公《春秋传》取之，未详其意。

此中不但根据思想内容进行了辨伪，而且分析了造伪的原因。

三、根据造伪情况辨伪。如卷十四《考史》中：“《李靖兵法》世无全书，略见于《通典》。今《问对》出阮逸，因杜氏所载附益之。”此法在《困学纪闻》中虽属偶一为之，但也此可见王应麟辨伪之高明，及辨伪之严谨和细密。

《困学纪闻》所运用的辨伪方法也许较之辨伪学兴盛时期所采用的较为系统的辨伪方法，还显得略为简单，然而正是这些简单的辨伪语言里所蕴含的精彩见解，却给后来辨伪书的人不少有益的启示。

《困学纪闻》一书的考据学成绩，直接影响了后世考据学的发展，受其影响最直接的是他的学生胡三省。元代胡三省为《资治通鉴》作注，其注文不仅解释名词，补充史实，还广泛涉到校勘、考证、辨误、评论等各方面的内容，尤其是其长于对地理的通释，不能不说是受了王应麟的影响。《困学纪闻》对清代考据学派的影响最大。清代乾嘉考据学派的奠基者顾炎武，撰《日知录》一书，深受《困学纪闻》的影响，从体裁到内容都仿效了《困学纪闻》。此外，阎若璩的《潜邱札记》，王引之的《读书杂志》，钱大昕的《十驾斋养新录》等，无不受了《困学纪闻》考史的影响，于考据的方法上，以及考据的范围上都可从《困学纪闻》中捕捉到影子。清末梁启超说：“宋王应麟《困学纪闻》，为清代考证学先导，故清儒甚重之。”[43]由此可见王氏学术对清代学术界影响之大和清代学者对王应麟的尊崇。近人 张舜徽 先生说：“宋代学者气象博大，学术途径至广，治学方法至密，凡举清代朴学家所矜为条理缜密，义据湛深的整理旧学的方式与方法，悉不能超越宋代学者治学的范围，并且每门学问的讲求，都已由宋代学者创辟了途径，准备了条件。宋代学者这种功绩，应该在中国学术史上大书特书，而不容忽视或湮没的。”[44]这段话用于总结王应麟的学术成就来说，也是恰如其分的。

参考文献：

[1]郑樵：《艺文略》，《通志》，中华书局1987年版．

[2]高承：《事物纪原》，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页．

[3]王应麟自注：“谓立君以主之，手常握此地之实数。”（《困学纪闻》卷10《诸子》），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    

[4]王应麟：《困学纪闻》卷2《书》，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

[5]王应麟：《诗地理考》序，四明丛书本，第30页．

[6]王应麟：《通鉴地理通释》序，四明丛书本，第6页．

[7]王应麟：《困学纪闻》卷10《地理》，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

[8]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凡例，中华书局195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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