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求源法。通过比较的方法发现问题后，还不能够解决问题。那么，在众多的材料中如何采择出有力的证据以决依违，这是考证过程中的重要关节。王应麟在处理这个问题时，采用了求源的方法。求源，就是探求史料的源头，狭义而言，即查考史料的出处；广义而言，诸如人物名字的来历，文学体裁的出现，制度的设置，以及观点的立论都是王应麟求源的对象。王应麟所以对求源如此重视，目的就是为考证服务。在考证过程中，王应麟擅长求源，即以查考最早的记载作为考订的切入点，以最早的文献资料为证据，来解决问题。这种方法的理论在于，史料的流传过程是一个不断被征引、转抄的过程，由于古人引文不严格，或仅据记忆而不察原文，或摘录辞句而断章取义，因此极易出现讹误。所以，史源在同一系统史料中最为可信。王应麟之所以在考据学上有很大成就，和他十分重视史源有很大关系。析言之，求源法在王应麟的考史中有三方面的作用：

第一，据史源确定名物、典故的原意，以确切理解史料。例如，《文选·补亡诗》：荡荡夷庚。李善注：夷，常也。《辨亡论》：旋皇舆于夷庚。注：引繁钦《辨惑》：吴人以舡楫为舆马，以巨海为夷庚。庚者，藏车之所。王应麟考之《左传》，有“成十八年，披其地以塞夷庚”句，《正义》注解为“平道也”，“夷庚”二字出于《左传》，由此断定《选注》误。[27]

第二，据史源推断史料的学术价值，以确定其可信程度。如，《通鉴》载李德裕对杜悰称“小子闻御史大夫之命，惊喜泣下”，宋人胡寅凭借李德裕的为人而推断必无此事。而王应麟查考此事出于唐代张固所撰的《幽闲鼓吹》，认为“杂说不足信也”，由此否定了《通鉴》的记载。[28]

第三，据史源，以证史料转引之误。如考证《梦溪笔谈》中转引史料之误：

《笔谈》云：“彼徂矣岐，有夷之行，《朱浮传》作‘彼岨者岐，有夷之行’。”今按《后汉·朱浮传》无此语。《西南夷传》朱辅上疏曰：“《诗》云：彼徂者岐，有夷之行。”注引《韩诗· 薛 君传》曰：“徂，往也。”盖误以“朱辅”为“朱浮”，亦无“岨”字。[29]

这里，王应麟据《笔谈》所言，在《后汉书·朱浮传》查找引文“彼岨者岐，有夷之行”，未见，由此判断其根据错误。王应麟接着作了进一步的考察，在该书《西南夷传》中找到了“彼徂者岐，有夷之行”之语。由此可见，《后汉书》中对《诗经》语句的引用并未有误，相反倒是《笔谈》的作者沈括在转引史料中出了错误。又如宋祁云：“贾生思周鬼神，不能救邓通之谮。”贾生即汉孝文帝时的贾谊，《汉书》有传。王应麟就此事查考《汉书》而不得见，由此而断定宋祁所说有误。[30]

其三、钩稽法。除求源法外，钩稽考订也是王应麟常用的重要考史手段。所谓钩稽法，是指在考证过程中钩沉索隐、搜求相关史料，从多个角度出发，在多个层次上稽考史实的方法。这种方法的关键在于，它需要考证者具备深厚的功力和敏锐的眼光，能够准确把握问题的关节点。这种方法的可行性就在于，任何史料都不可避免地要涉及一些人物、地点、时间、数目、职官和制度等历史要素，这些要素决定着史料的真伪，以这些要素切入，或由此及彼地追寻史料，或由表及里地连缀史料，通过考察某一具体要素的真伪，进而考证整个史料的真伪。

王应麟在《困学纪闻》一书中，尤其擅长从考察人名、地名、职官、制度等历史要素入手，纵横联系相关史料，从而考察某一历史记载的正误。例如，卷十四《考史》中，《唐书·李泌传》载：“加集贤殿崇文馆大学士。泌建言学士加‘大’，始中宗时。及张说为之固辞，乃以学士知院事。至崔圆复为大学士，亦引泌为辞而止。”王应麟便以崔圆为考证的切入点，追踪这一人物的生平事迹，得知“崔圆相肃宗，在泌之前”；该事又涉及唐代制度，于是考之《唐会要》，云：“贞元四年五月，泌奏张说恳辞‘大’字，众称达礼。至德二年，崔圆为相，加集贤大学士，因循成例。望削去‘大’字。”所以，《唐书·李泌传》错在将李泌事以后误前。在这则考证中，人物以及相关制度成了关键点，循此而究，史料所犯的错误便得以彰显。因此，这种钩稽考证法的步骤有二，一为确定切入点，即考证的入手点；二为以切入点入手，追踪考查。

利用钩稽法查考史实，必然涉及许多相关的史料，所以王应麟利用此法考订史实的结果，不但考证出是非，同时也对原有史料作了进一步的补充，从而丰富了史料的内容，使史料更为完备。例如，卷十四《考史》中，关于唐太宗向群臣评说魏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