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就具体的考证手段而言，也极为丰富。概括言之，主要有以下几种考证手段：

其一，利用学术史知识考证。例如，《太史公自序》闻之董生曰：“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唐人张守节在《正义》中评道：“此《春秋》纬文。”王应麟根据“纬书起哀、平间，董生是未有之”的史学知识，进而判断说：“盖为纬书者述此语耳。”[34]又如，《战国策》云：“不闻老莱子之教 孔子事 君乎？示之其齿之坚也，六十而尽相靡也。”《孔丛子》云：“老莱子谓子思曰：‘子不见夫齿乎？虽坚刚，卒尽相摩；舌柔顺，终以不弊。’”对于过两条异文，王应麟利用目录《汉书·艺文志》，了解到老莱子与孔子同时，因而判断当从《战国策》。[35]这其中就利用了目录学知识。

其二，利用文献语言的时代特点考证。如：韦昭《洞历记》说道：“纣无道，比干知极谏必死，作《秣马金阙歌》。”王应麟认为三代时的诗歌语言质朴，不会出现“秣马金阙”之语，由此而断定“作《秣马金阙歌》”之事为依托。[36]

其三，利用时间推算考证。例如：“致堂论马援曰：‘光武非简贤者，必以其女为太子妃，逆防未然，故不授以重任。’按《马后纪》，入太子宫在援卒之后，防未然之说，非也。”[37]再如：武公杀兄篡国。吕成公曰：“武公在位五十五年，《国语》又称武公年九十有五，尤箴儆于国。计其初即位，其齿盖已四十馀矣。使果弑共伯而篡立，则共伯见弑之时，其齿又加长于武公，安得谓之早死乎？髦者，子事父母之饰，诸侯既小敛，则脱之。《史记》谓釐侯已葬而共伯自杀，则是时共伯已脱髦矣，《诗》安得犹谓之‘髧彼两髦’乎？是共伯未尝有见弑之事，武公未尝有篡弑恶。”[38] 

其四，根据史料产生的时间先后考证。王应麟认为越早的记载越接近事实，也就越为可信，这是王应麟在比较史料中的信古特点。例如，《史记·齐世家》“胡公始徙都薄姑。周夷王之时，献公因徙薄姑，都治临淄”。王应麟引《诗正义》曰：“《诗·烝民》云：‘仲山甫徂齐。’《传》曰：‘古者诸侯逼隘，则王者迁其邑而定其居。盖去薄姑，迁于临淄。’以为宣王之时，始迁临淄，与《世家》异。毛公在迁之前，其言当有据。”[39]前面已经说过，王应麟在考据过程中从不轻下案断。然而，我们也可发现，凡是王应麟可以凭借史书产生的先后作为证据时，他往往会毫不犹豫地得出定语。由此可见，王应麟对这种历史分析法非常自信。

其五，利用避讳考证。如，卷十三，《考史》中，“梁武帝曰：‘应天从人。’致堂谓：《易》之《革》曰：‘顺天应人。’未闻‘应天’也。为是言者，不知天之为天矣。愚按：梁武之父名顺之，故不云‘顺天’，避讳也。后人应天之语，盖袭其误。”就是王应麟根据梁武帝避其父讳“顺之”的道理而进行考证的。又如，卷十四《考史》中，“《李德裕传》：韦弘质建言，宰相不可兼治钱谷。嘉祐六年《制策》：钱谷，大计也，韦贤之言不宜兼于宰相。盖弘字避讳，误以‘质’为‘贤’。”

王应麟在考证过程中，对于不同见解或记载各异的诸种说法难以作出判断时，往往会 “姑阙疑以俟博识”[40]、“当阙所疑”[41]。在其所作的多处考证中，“恐误”、“恐非”、“不知其所据”等表明疑议之语屡屡可见，从不轻下断语。这种在考证过程中的谨慎、认真态度无疑贯穿着王应麟的整个学术活动。

四、辨伪 

辨伪工作，由来已久，《汉书·艺文志》所标明的“依托”、“似依托”、“增加”之类即辨伪。宋代疑古之风兴起，辨伪成为时尚。王应麟对于文献的辨伪，亦十分重视，并将考证与辨伪紧密结合，更加提高了辨伪的科学性。本章仅就该书中所体现的辨伪特点，加以论述。

首先，王应麟清醒地认识到古代书籍存在着托古作伪的现象，他说：“许行为神农之言，晁错述神农之教，列子称黄帝之书。阴阳五行，兵法医方，皆托之农、黄而大道隐矣。”[42]因此，对于古书，王应麟有着十分敏锐的辨伪眼光。其次，王应麟在考辨伪书的过程中，运用了多种辩伪方法，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从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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