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 法国政治浑浊的结果。王韬在《序言》中说：法“千余年来，以强国著称于欧洲，乃自近今数十年来，政令倾颓，纪纲坏乱，国人分党，互相仇视，诛戮横加，叛者接踵。”统治者之间的权力之争引起党派林立，各党为攘夺利权聚讼纷纭。法国的“朋党之祸”就是法国政治浑浊的缩影。拿破仑第一帝国解体后，拿破仑党人、波旁党人、阿良党人各恢私见，莫衷一是。拿破仑党人、阿良党人主民政，波旁党人主王政，三党之间的斗争既微妙又复杂，导致法国政坛扰攘不宁。王韬对“朋党之祸”的恶劣影响竭尽批评：“始而曲折乱朝章，继而干戈扰宇内，终而贤奸混史册，大固酿朝廷之毒，小亦干天地之和。……纵横数万里，上下数前年，其不误于党祸者，盖几希矣。法党人之盛，能不为法国忧乎？”[ix]法国党人争锋，造成权力中枢相互挚肘，行政效率低下，在普法战争期间表现相当明显。普法一役，其失在“君臣之间相互猜忌”，政府行政效率低下。 

第四、法国没有处理好国际关系。拿破仑第一、第三时期，法凭借在欧洲的盟主地位，对外推行强硬的军事扩张政策，招致欧洲其它国家的怨谤。王韬认为处理外交关系贵在“ 审势”--“不独审彼势而亦以审我势”，根据世界形势的变化来制定相应的外交策略。拿破仑氏在外交上的失败就是过于相信军事实力，忽视同他国讲信修睦的重要性。正如王韬对拿破仑失败原因的分析：“拿破仑之败，诸国之兵力全萃于一法，合谋并力，于法为难，非仇法也，籍以自得也。逮乎拿破仑第三用兵，虽能绳其祖武，而非结英以为援，亦不能纵横跋扈也。试观普法之役，英一不预其间，而法遽败，此其明验也。嗣是而后，列国无复定盟于巴黎斯，而法不能高执牛耳矣。即于欧之事，亦但作壁上观。”[x] 其分析可谓至论，切中了法国败亡的命脉。 

第五、法国重兵不重民也是其败亡的原因之一。“民为邦本”，民心向背关系国家的稳定和战争的得失。然法在历史转折关头，忽视人民的愿望和要求，故其败实是历史的必然。正如王韬所说：“盖必先得民心，然后能得土地。未有民心不向，而能常有其土地者也。呜呼！法于此不又当憬然醒悟，而翻然亟思变计也哉？”[xi]通过对法国失败原因的总结，王韬认为法国的失败非一朝一夕之故，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积渐使然。历史之盛衰有天道和人事二个因素，“天道循环，物极必反”，这是自然界运行的规律，但人却可以补天道之失，在衰势未成之前奋力以挽。上述法国败亡的五个原因，几乎都是人事所为。王韬探讨法国历史，意在告戒国人要奋发有为，向西方学习，避免重蹈法国的覆辙。 

历史盛衰是史家考察历史运动规律的重要途径，传统史家总结历史盛衰往往摆脱不了“一治一乱”的模式，而且由于“大一统”观念的影响，他们对历史盛衰的总结，眼光是狭隘的，不可能超越时代条件的限制，把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结合起来考察。魏源和王韬在《海国图志》和《法国志略》表现出的历史盛衰却濡染了鲜明的近代色彩。首先，他们的历史盛衰意识具有鲜明的世界史眼光。他们都把总结历史盛衰以为中国“殷鉴”作为他撰写历史的重要目的，改变了过去总结盛衰只从皇朝历史范围内考察的局限。其次，他们的历史盛衰意识是建立在近代变易史观基础上，具有鲜明的近代色彩。再次，他们开始突破传统史学只从历史运动的表象上分析历史盛衰的原因，试图揭示历史盛衰的规律。尽管由于时代和自身的局限，这一尝试并没有完成，但他们对历史盛衰的分析，是从多层面、多角度进行的，有些是过去史家根本没有涉猎的。如王韬对法国外交不当导致法国迅速败亡的分析，就是从近代特定的国际关系出发，很有新意。总之，他们对历史盛衰的总结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是传统历史盛衰意识在近代的发展。 

二、近代意义的民族观

夷夏观是具有强烈的主体意识和排他意识的民族观，是大汉族思想在民族关系中的集中表现。早在春秋时期，孔子就说过：“内诸夏外夷狄”，孟子也提出：“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xii]《左传》所谓“裔不谋夏，夷不乱华”，“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xiii]这些都是关于“夷夏大防”的最初源头。

自春秋战国到晚清，夷夏观念随着中华文化受到外夷的挑战不断变更它的内涵。春秋战国时期，“尊王攘夷”的观念占据主导地位。魏南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正统儒学的没落和玄学的流行淡化了“夷”与“夏”之间的区别，当时的士大夫夷夏观念并不强烈。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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