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时期，无论从民族还是从文化上看，都是夷夏融合的产物，因此华夷之变逐渐为史家所反对。隋唐之际，李大师不满于“南书谓北为‘索虏’，北书指南为‘岛夷’”的修史情况甚为不满，提出“编年以备南北”的著述思想。[xiv]刘知几也指出：“戎羯称制，各有国家，实同王者。”批判晋人“党附君亲，嫉彼乱华，比诸群盗”[xv]的做法，不是从历史事实出发严肃地看待各民族关系。宋元时期，由于周边民族内犯频仍，民族关系相对紧张，这时期的夷夏观念空前活跃。北宋著名史学家苏轼主张用“羁縻”政策笼络夷狄：“夫以戎狄之不可以化诲怀服也，彼其不悍然执兵，以与我从事于边鄙，则已幸也。”[xvi]明清之际，夷夏之辩思想发展到极端，为接受外来文化从理论上设置了障碍。如明清之际的王夫之力倡“夷夏之防”。他说：“天下之大防有二：中国夷狄也，君子小人也。”“夷狄之与华夏，所生异地。其地异，其气异矣，气异则习异，习异而所知所行蔑不异也。”[xvii]
鸦片战争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利用其坚船炮利打开了中国闭锁的大门，少数先进的士大夫从保卫国家、反抗侵略的斗争出发，开始从思想观念上改变传统的夷夏观念，走上洞悉夷情的道路，晚清典志体史书就有关于这方面的记载。
传统的夷夏观一般认为居于中原地区的“夏”，从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优越于处于蛮荒之地的“夷”，因而不肯放下虚骄的民族自大心理。鸦片战争失败带来的丧权辱国的结局，对先进的中国人触动很大。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明确提出中国要克服“天朝上国”思想，虚心学习西方，“师夷长技以制夷”。他指出，“欲制夷患，必筹夷情”，“欲制外夷者，必先悉夷情始；欲悉夷情者，必先立译馆。”[xviii]对于当时顽固派抱着传统的夷夏观不放，反对“师夷长技”的说法，魏源征引历史予以驳斥：“而睽涣取诸易象，射御登诸六艺，其火轮、火器不等于射御乎？指南制自周公，挈壶创自《周礼》，有用之物，即奇技而非淫巧。今西洋器械借风力、水力、火力，夺造化，通神明，无非竭耳目心思之力。因其所长而用之，即因之所长而制之，风气日开，智慧日出，方见东海之民，犹西海之民……故知国以人兴，功无悻成，惟励精淬志者，能足国足兵。”[xix]由此可以看出，魏源有关师夷长技的论述表明他开始用世界意识观察中国问题，这对于传统的夷夏观有了实质性突破。
魏源夷夏观的改变还表现在，他对西方各国态度的转变。他认为西方各国不同于历史上的所谓夷狄，对待外国人应该以礼相待。魏源在《海国图志》中说：“夫蛮狄羌夷之名，专指残虐性情之民，未知王化者言之。故曰先王之待夷狄，如禽兽然，以不治治之。非谓本国而外，凡有教化之国，皆谓之夷狄。……诚知夫远客之中，有明礼行义，上通天象，下察地理，旁察物情，贯穿今古者。是瀛寰之士，域外之良友，尚可称之为夷狄乎？”[xx]魏源认为外国人并非夷狄，他们是“瀛寰之奇士，域外之良友”。从“夷”、“狄”到“良友”、“奇士”可以说是对传统“夷夏观”的反动。正是有这样的观念，魏源才能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海国图志》才能成为“睁眼看世界”的史地名篇。1844年，徐继畬撰写《瀛环考略》时，还抱住传统的“夷夏观”不放，在叙述西方时仍用“夷”来称呼。随着同西方人和西方文化接触的不断增加，他开始摒弃那种将外国人称为“蛮”、“夷”的虚妄做法，1848年《瀛环志略》定本中，已基本上不用“夷‘来称呼。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后，随着人们对世界情况了解的增加，人们对“夷夏之变”的观念进行了反思。如撰著《法国志略》的王韬认为：“自世有内华外夷之说，而中国之外通谓之夷，此大谬不然者也。”[xxi]因此，他撰著《法国志略》决定摒弃过去的“四裔”、“外国列传”的旧体例，按照法国的纪年编写法国史，探讨法国盛衰的经验教训，促使国人自奋自立。其后，黄遵宪编撰《日本国志》也把这种编撰思想写进《凡例》中。他说：“自儒者以笔削说《春秋》，谓杞降为之，贬荆为人，所以示书法，是谬悠之谭也；自史臣以内辞尊本国，谓北称索奴，南号岛夷，所崇国体，是狭陋之见也。”[xxii]他认为中国应该彻底抛弃“用夏变夷”的迂腐见解，以清醒的态度对待现实世界。他指出：“弓矢不可以敌大炮，浆橹不可敌轮船，恶西法者亦当知之。”西方国家在科学文化上的先进性应该得到承认，守旧派的病根是“特不知今日时势之不同，古人‘用夏变夷’之说深入其中！”[xxiii]中国应该以日本为师，发愤学习西方，才能“收效无穷”，达到“
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