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上所述，近代意义的夷夏观就是要勇于承认“夷”在某些方面有超越华夏的地方，我们应该虚心学习他们的长处；同时应该以世界的眼光看待西方国家的东来，摒弃将外国人称为夷狄的虚妄做法。同传统夷夏观相比，一些先进的中国人在认识世界上开始从无知向有知转变，从排拒西方向学习西方转变。 

三、时局观的转变

时局观亦称“变局观”，是中华民族危机意识在观念上的表现。鸦片战争前，在中国中心观的影响下，人们认为中国就是世界，世界也就是中国，因此没有必要了解外部形势。鸦片战争后，这种思想意识开始有所转变。

包世臣在《歼夷论》中指出，英军兵临南京，用无力强迫中国签订《南京条约》，索赔之苛刻是空前的，“而其所欲无不遂，所请无不得，英夷之福，中华之祸，盖俱极于此也。”[xxiv]他认为这样的历史变局是从来没有的。魏源、徐继畲等人通过研究世界地理，也感受到时局的变化，发出“变局”的惊呼。魏源在《海国图志》中写到：“地气天时变，闻禽鸟者知之；天气自西而东，验海渡者知之。”[xxv] “天地之气，其至明而一变乎？沧海之运，随地圜体，其自西而东乎？”[xxvi] “其天地气运自西北而东南，将中外一家欤!”[xxvii]徐继畲也在《瀛环志略·凡例》中指出：“南洋诸岛国，苇杭闽粤，五印度近连西藏，汉以后明以前皆弱小藩部，朝贡时通，今则胥变为欧罗巴国埔头。此古今一大变局。”[xxviii]在《瀛环考略》中，他指出：“天地之气，或而旁推交通，混为一体，倘亦运会使然耶？使天下从此多事也。”虽然他们仍然用“气运”、“运会”等传统概念来描述形势的变化，但他们确实对西方文化东来的浪潮深表忧虑。

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后，“华夷混一”既成事实，中国被侵略者瓜分的力度进一步加大。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变局”认识更加强烈。1860年，郭嵩焘首先指出：“夷人之变，为旷古所未有。”[xxix]1864年，王韬在《代上苏抚李宫保书》中提出“变局论”，他说：“当今光气大开，远方毕至，海舶估艘，羽集麟萃……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我一中国之中，此古今之创事，天地之变局。”[xxx]曾纪泽也指出：“西洋诸国，越海无量由旬，以与吾华交接，此亘古未有之奇局。”李鸿章也说：“欧洲诸国百数十年来，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东北，闯入中国边界腹地，凡前史之未载，亘古之所未通，无不款关而求互市……此三千年一大变局也。”

王韬的《法国志略》和黄遵宪的《日本国志》就是在这种变局意识指导下撰写的。如黄遵宪在《日本国志》中愤慨于当时中国士大夫对于时局的无知：“中国士夫，好谈古义，足已自封，于外事不加措意。无论泰西，即日本与我，仅隔一衣带水，击柝相闻，朝发可以昔至，亦视之若海外三神山，可望而不可及；若邹衍之谈九州，一似六he之外，荒诞不可论议也。可不谓狭隘欤？！”[xxxii]因此，黄遵宪撰写《日本国志》，就是为了给人们提供正确的时局观，探索日本兴衰之道，给处于严重民族危机的祖国开一剂良药。他说：“检昨日之历以用之今日则妄，执古方以药今病则谬，故俊杰贵识时；不出户庭而论天下事则浮，坐云雾以观人国则暗，故兵家贵知彼。”[xxxiii]他所说的“时”，就是要清醒地认识世界大势，振作思变，维新求强。他说：“輓近之世弱肉强食，彼以力服人者乃不取其土地，不贪其人民，威迫势劫 ，与之立约，但求取他人之财，以供我用，如狐媚蛊人，口吸其精血。……既经明验大效者，印度则亡矣，埃及则弱矣、土耳其则危矣。”[xxxiv] 黄遵宪认为当时的世界大势是一个“弱肉强食”的时代，在这样民族危机严重的时代，他希望通过介绍日本由弱变强的经验，寻找一条挽救民族危亡、实行民族振兴的道路。

正如薛福成为黄遵宪《日本国志》作序所说：“咸丰、同治以来，日本迫于外患，廓清然更张，废群候，尊一主，斥幕府，联外交，百务并修，气象一新；慕效西法，罔遗余力。虽其改正朔，易服色，不免为天下讥笑，然富强之机，转移颇捷，循此不辍，当有可以与西国争衡之势，其创制立法，亦颇炳焉可观。”[xxxv]黄遵宪认为日本最大的历史变局，就是“创制立法”，即废除幕府统治，走上议会民主制道路。他在书中对此有明确的概括：“日本今日之兴，始仆幕府，终立国会，因天时人事，相生相激，相摩相荡，而后成此局也。”[xxxvi] 

晚清典志体史书所表现出来的历史观念上的新认识，都是中国史学上的重大进步。这些进步表明，在历史观念上，中国史学应有近代意识和世界意识的滋生而发生深刻的变化。同时，这些进步还表明，这时期的史学家们大都意在关心国家盛衰，关注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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